私拆一封舉報信

　　我是縣政府辦公室的一名通訊員，每天的工作除了收發郵件、打個雜外，還給縣長、副縣長們分發報紙、打掃衛生。

　　這天上班，我又照例給領導們分發報紙，在整理信件時，一封寫有縣長收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封信由於寄信人的馬虎，信口沒有粘牢且大開着，裡面的信已露出一截，是什麼人給縣長寫信，而且還要親收，是好事還是壞事？我的好奇心上來了，於是關上辦公室的門，掏出了那封信……原來這是一封舉報信，說大王鄉大王村的村支書王栓“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無惡不做，橫行鄉里，群眾們敢怒不敢言，只得請縣長派人管管去。

　　說起這個大王村，我心裡有些印象，它地處騰格里沙漠邊緣，是全縣比較偏僻落後的一個村，聽說村支書王栓原來在外面承包工程，後來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當上了村支書，但我沒見過，此刻我拿着這封舉報信動起了心思……

　　我今年35歲，當別的男人都有嬌妻乖兒陪伴之時，我至今仍是光棍一條，為什麼？就是兜中無錢啊。我原在一家企業工作，後來卻破產，我便求爺爺告奶奶動用了所有親戚資源在縣政府當上了一名通訊員，我自己追求過的女朋友不下一個排，但對方的首選條件就是一套房，否則免談。我父母生活在偏僻農村，哪有那麼多錢讓我買房，於是就等啊等，一直等到35歲，真是老天開眼，看到一封寫給縣長的舉報信，而且舉報的對象還是個當過包工頭的村支書。機會來了，有了這封舉報信，不怕那個王栓不敢私了，有了票子，不愁老婆不來。我興奮得夜不能寐，決定趁後天是雙休日去大王村走一趟。

　　星期六早上，我早早地就來到了汽車站，經過近三個小時的顛簸，我終於到了大王鄉，一打聽，大王村離鄉上還有10多里路，而且全都是崎嶇的山路，我咬咬牙，邊走邊打聽，終於找到了大王村，剛到村口，就遇到了一個30多歲的農村婦女，我告訴那女的，我是縣政府派來的，想了解村支書王栓的一些情況。那個女人一聽我是縣政府派來的，趕緊把我領到她家裡，我隨即詢問村支書王栓的情況。想不到那女人頓時眼淚汪汪：“感謝政府，終於有人為我做主了……”

　　這女人告訴我，她叫香菊，她的丈夫就是被王栓給逼死的。一年前，她家在承包地里種了5畝玉米，到抽穗的時候，王栓卻領着一幫人砍掉了那鮮活的玉米，為此她和丈夫到處告狀，但卻沒人管，她丈夫一氣之下就喝了農藥，此外王栓還仗着是村支書又有錢，經常調戲村裡的婦女，她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問：“你有沒有向縣上反映過？”“反映有屁用，他原來當過包工頭，有的是錢，他早就私下擺平了。”聽了香菊的敘述，我異常氣憤。這個村支書也實在是太囂張了，得讓他出出血。我隨後問香菊要了王栓家的電話號碼。

　　告別香菊后，我返回到縣城，吃過晚飯便到公用電話亭撥通了王栓家的電話，真是巧極了，接電話的正是王栓。“我是縣紀委的，接到群眾舉報……”我把信的內容和從香菊那兒了解到的情況說了一遍，王栓在電話那邊有氣無力地說：“你想怎麼樣？”

　　“怎麼樣？這封信的後果你是知道的，但這封信目前在我手裡，其他人不知道，20萬怎麼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我心想20萬能買個房，娶個老婆就行了，咱心也不要太黑。我正等着王栓會低聲下氣地討價還價時，卻想不到王栓說了一聲：“老子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你愛咋辦就咋辦吧。”“啪”地一聲就把電話給掛了。此刻我呆若木雞，不知所措起來，想不到王栓這小子不吃我這一套。只能出此下策了，拿不到20萬，但至少也要弄到1萬，想到這我便撥通了一個電話：“毛主任嗎？我就是前幾天打電話的那個小李啊，我手頭現在有一篇好題材，你看行不？”

　　這個毛主任是國內一家較著名雜誌的編輯部主任，作為一名文學愛好者，我經常給這家雜誌投稿，也就認識了這位毛主任，前幾天他給我打來電話，想約一篇紀實稿，題材不限，稿費千字千元，當月還進行評獎，若是寫得好，那就是萬把塊。

　　那個毛主任聽完我的一番敘述后，當即表態：“最近雜誌正在開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專題宣傳，上月刊登了一個村支書帶領農民奔小康的正面報道，正缺一個反面，題材可以。”聽了毛主任的表態，我信心大增，決定將王栓的所作所為來一個深入剖析，寫一篇稿子。說干就干，我立即挑燈夜戰，可寫了一半就寫不下去了，主要是關於王栓的罪行我了解得太少了，我決定趁周末再去大王村一趟，除那個香菊之外再找一兩戶農家進行採訪。

　　禮拜六早上，我來到了汽車站，正在等車時，忽然有人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大兄弟，你去哪兒啊？”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嚇了一跳，急忙轉過頭一看，原來是香菊。我問她來城裡幹啥，她說她進城找我，問一下告王栓的事怎麼樣了，並問我去哪兒？

　　我沒有把敲詐王栓20萬塊錢的事跟她說，只是說現在的媒體威力太大，一曝光上上下下都知道，比舉報信不知強多少倍。香菊一聽說道：“你走後我又搜集了王栓的一些罪行，今天進城就是想跟你說。”我一聽，立即將香菊領到了我的宿舍，三天後，這篇稿子寫好了。

　　經過毛主任的力薦，我那篇1.8萬字的紀實稿在選題會上一致通過，並刊登在頭條，拿到樣刊后的我欣喜若狂，此刻我心想，王栓，你死定了，捨不得20萬，到頭來身敗名裂。想到這，我撥通了王栓家的電話，可始終沒人接，正當我準備掛電話時，那邊傳來了一個小孩子的聲音：“你找誰啊？”

　　“王栓在吧？”我邊問邊想，這一定是王栓的兒子。那小孩道：“你再找不到我爸了，他前幾天死掉了。”什麼？王栓死了？此刻我渾身一震，王栓怎麼會死？是不是和我這篇文章有關？在我發愣的時候，那個孩子掛斷了電話。我當機立斷，必須儘快搞清他是怎麼死的，我決定第二天再去大王村，首先要找到香菊，因為她是我在大王村的唯一聯繫人，而且關於王栓的很多罪行都是她一手提供的。可當我來到香菊家時，門卻是鎖的，怎麼辦？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必須到大王村實地考察一下，村委會所在地香菊曾跟我指過，要翻過兩座小山。半個小時后，我看到了村委會，一面國旗正在圍欄山迎風飄揚，忽然我聽到了嗩吶聲，這種凄涼的聲音只有死了人才有，再往前走，是一片黑壓壓的人群。我納悶地走到跟前，只聽嗩吶聲、哭聲響成一片，一條“王栓同志永垂不朽”的橫幅底下掛着一幅遺像，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王栓一面，但這場面我意識到王栓真的死了。可令我迷惑的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村霸死了，老百姓應該拍手稱快的，可怎麼會舉行這樣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呢？足有上千人。

　　正在納悶時，忽然看見了縣紀委、縣檢察院的幾名幹部。作為一個縣政府的通訊員，我和他們都非常熟悉，此時我的腦袋“嗡”的一下炸開了，怎麼縣上也派人參加追悼會，到底咋回事？我走到跟前和他們打了個招呼后問他們咋知道王栓死的，其中一個縣紀委的幹部說：“我們是來調查王栓案情的，想不到趕上他的追悼會了。”我心裡一緊，忙問他們調查王栓的什麼案情。那位幹部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里拿出一本雜誌道：“一位叫正直的人報道了王栓的犯罪事實。”他邊說邊將雜誌遞給了我，我大吃一驚，這個正直就是我的筆名。我故作鎮靜地問道：“那調查得怎樣？”“完全是一派胡言，一看這個場面就知道了。”什麼？我一陣冷汗，借口有事鑽進了人群尋找香菊，可根本就找不到她。回到縣城，我覺睡不着，飯吃不下，如果王栓的死與這篇報道有關，我不是就成了殺人兇手？

　　第二天早上，我就聽到政府大院里的人正在談論那篇報道和王栓的事，我不敢聽，趕緊跑回了辦公室，剛坐下就聽到電話鈴響了，是門衛打來的，叫我下去一趟，門外有人找我。會是誰？我一路小跑來到門前，原來是香菊，此時我做賊心虛，將她領到我宿舍。剛進門，我便責問她究竟是怎麼回事，香菊卻自己跪下了：“多謝大哥將那篇報道登上雜誌，我的事有救了，你瞧，市上縣上的領導都來了。”我氣得一拍桌子：“你高興了，可把我害苦了，我問你，你為啥捏造假材料害王栓、害我？”香菊瞪着眼睛看着我：“你知道了？”“怎麼不知道？”我把自己昨天去大王村的前後經過詳細地說了一遍，“這麼說，王栓是個好村支書，你為啥害他？”

　　“大哥，我也是迫不得已的啊，不這樣做，我們這個山溝就永遠沒人重視，永遠要受窮，王栓支書為我們辦的好事也無人知曉，我是迫不得已的啊。”

　　原來大王村地處偏僻山溝，受條件限制，這裡一直貧困落後，王栓從外回來后帶領鄉親們脫貧致富，可他因工作之事得罪了鄉上的主要領導，大王村的條件差離不開政府的幫助，可鄉政府總是從中作梗，沒辦法，王栓將自己昔日的積蓄用在村民身上，由於積勞成疾，王栓患了胃癌晚期。從外面打工回來的香菊知道此事後，立即把這些情況不斷地向上級寫信反映，可總是石沉大海，實在沒辦法，香菊便瞞着王栓想了這樣一個“顛倒黑白”的辦法，因為，眼下一些部門和領導對腐敗的事感興趣，抓得緊。聽了香菊的敘述，我連忙把她扶起，隨即往雜誌社打了個電話，解釋了原因，那位主任聽了我的敘述后說：“如果是這樣，那你就得再深入寫一篇文章了。”

　　正如香菊所說，王栓的案件曝光后，省市縣派來調查組，證實王栓果然是一名好支書，並撤換了大王鄉主要領導，我根據調查材料並深入採訪后又寫了一篇紀實稿……

　　又一個雙休日，我坐車來到了大王村，在王栓的墳墓前，我雙腿跪地，打着自己的嘴巴說道：“王支書，我太自私了，我不是人，請你原諒。”

　　忽然，我聽見身後有哭泣聲，急忙回頭一看，原來是香菊不知啥時候也跪在地上，只見她三叩首后說道：“王支書，咱大王村有救了，你就安息吧。”

　　回來的路上，當我揮舞着手向香菊告別並漸要走遠時，只見她滿臉淚花，忽然，我跑了回來，一把拉住香菊的手說道：“我想娶你。”因為通過這幾次的接觸，我對香菊產生了好感，並覺得她是一個不平凡的女子。香菊先是睜大眼睛看着我，繼而在點了點頭后說道：“但有一個條件，把家安在這兒，我要和鄉親們一起脫貧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