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

　　梁才村人村事系列散文之八

　　看電影

　　在資訊十分發達的今天，看電影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坐在家裡，遙控器一按，想看什麼電影便隨時可看；鼠標輕輕一點，流行大片也可隨時飽覽。但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看電影則像過年一樣，是件十分稀罕的事情。

　　1969年初冬時節，重慶空壓廠為歡送知識青年到我的家鄉清水公社插隊落戶，派齣電影隊在小學操場放電影。消息不徑而走，上萬人擠入小小的操場，把個小小的操場擠得水泄不通，籃球架上，房頂上，窗台上，樹枝上，到處爬滿了人。許多實在無法擠進操場的人，便只能隔着小河看銀幕背後的倒影。放映的影片是《地雷戰》、《地道戰》，這令山村裡的小孩子十分激動，每每看到小鬼子被打得暈頭轉向，炸得雞飛狗跳時，場內便歡聲雷動。電影放完，人們像潮水般四下退去，便有小孩被踩了腳，更有凳子碰了頭，哭聲不斷，罵聲不絕。待人們退出操場，四條通往鄉場的大路上人們點燃了火把，像四條彩龍般蜿蜒而去，景象十分壯觀。大人們狡詰地對小孩說：明天早起床，去銀幕下撿子彈殼。小孩子將信將疑，仍是天不亮便去了操場。子彈殼當然沒有，卻見操場一遍狼跡，大小石頭堆滿，屎尿隨處可見，爛草鞋，樹枝橫七豎八。最大的驚喜是我竟然在石堆中找到一支鋼筆，那灰色的筆桿上刻有毛主席的語錄：“要鬥私批修。”我用小刀將字輕輕刮掉，便將鋼筆“私”了。

　　隨着年歲的增長，我便加入了同村人“攆電影”的行例。所謂“攆電影”便是方圓二三十里範圍內放電影都“攆”去看。那時，負責家鄉電影放映的是縣電影五隊。放映隊時常是兩男一女，男的一個身背長長的電筒在遠處負責發電，女的則在正式方映前放幻燈，也用快板書講解國際國內大事。電影開映后，女的便負責倒片。縣電影隊放映的影片便是“八個樣板戲”，翻來複去，不是《沙家浜》便是《紅燈記》。那時，一個公社每個月只能輪上一次放電影，而到了公社又要輪大隊，按秩序排。時常便有大隊與大隊之間“搶電影”的事發生。電影隊到了公社，兩三個大隊都派出了壯勞力去擔機器。一個說：該輪到我們了。另一個說：上次我們隊放映時中途機器壞了，沒放完，得補起。到這時，便只有公社書記出來評理了。也有不講道理的，三五個壯勞力，搶了機器便跑。為了和電影隊搞好關係，各大隊都暗中叫勁，好酒好菜好煙招待電影隊，期盼能多去一次，更期盼帶去好影片。

　　但電影隊似乎只有那麼幾部影片。時常傳來消息說某隊今晚放的是戰爭片，但去了之後仍是“樣板戲”。失望之餘，仍是興緻勃勃看完。母親便罵到：就那幾部片子，看了幾十次還不夠？久走夜路要闖鬼！也時常有傳說某隊放電影了，大夥晚飯都顧不上吃，趕上十幾里路跑去，結果是謠傳。此時，大夥便自嘲看的是“英雄白跑路”。( ： )

　　1975年春天裡，四川石油鋼管廠和四川石油局資陽器材庫在鄰近的真武公社辦起了農場。每到周末便派電影隊去放映。這可讓我們村的影迷解了饞。這兩家單位都是石油部門的，有錢。他們不但放映的影片新，設備也好，都是35毫米放映機，用解放卡車拖着去。由於我家地處公路邊，且院壩地勢高，車箱內看得清清楚楚。我便擔任了義務“電影情報員”，每到周末，只要有汽車開來，便站在院壩里觀察，首先看車箱內有無鐵皮箱子和放映機三角架，如有，再看清車門的標識。這樣，便能做到準確無誤。

　　在兩個農場，我們不但看到了前蘇聯影片，前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印度、巴基斯坦電影，竟然看過許多美國大片和香港電影。還有文革后重新上映的《劉三姐》、《天仙配》等解禁的電影。記得《橋》、《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等影片我們比成都人更先看到，因為那是石油部領導下來視察專門帶來的，這令我們無比自豪。

　　在農場看電影最大的好處還在於看完電影后，可爬放影隊的汽車回家。電影放完，幾十個人不緊不慢走到一處又長又陡的公路邊隱蔽起來，待汽車開來，三五個一夥紛紛爬上去，待駕駛員發現時，猛踩油門，無奈坡太陡太長，無濟於事，只得央求大夥不能搞壞了機器。這樣，我們走七八里山路去，看完電影坐着汽車回來，好不愜意。

　　農場放映隊的駕駛員起初對我們十分憤怒又無奈，時常到了鄉場時便把車開得瘋快，但我們總能在上坡處輕鬆自如的下得車來。後來，見大夥只是為了看電影，並無惡意，也不搞破壞，乾脆做了順水人情，到了場鎮便把車停下來。有一鄧姓駕駛員，不但對大家十分照顧，還將鎮上縫紉社三個漂亮姑娘讓到駕駛室坐車，一來二去，他竟然把其中一位帶去了新疆，這是后話。

　　由於從小愛看電影，參加工作后我便去了放映隊，當上了電影放映員，時常走村串鄉為老百姓放電影，成為一名農村文化工作者。見證了電影從興盛到衰落，到無人問津的全過程。

　　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均十分貧乏的年代，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似乎更甚，當物質生活十分充裕了后，人們對精神生活也不追求了。這不是么？今天無論什麼大片大戲，觀者聊聊，無人喝彩。唉，多想回到我的“攆電影”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