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1993年，我十六歲。那年夏天，我正沉浸在考上黃岡中學的喜悅中，也許真的是樂極生悲：一場突如其來的雷雨，在外勞作的父母躲避不及，於一棵大樹下，雙雙殞命。噩耗傳到家裡，奶奶當即昏死過去。我怎麼也不相信，赤着腳踩着泥濘向野外奔去。路上也不知摔了多少跤，當我滿身滿臉的泥水跑到出事地點，已經有許多鄉人圍在那裡。我擠進去，看見父母全身發黑髮焦，捲曲在地上。我撲上去歇斯底里地喊……那一刻，我大腦一片空白。

　　父母的後事是族人湊錢給辦的，我毫無意識地聽憑父老的擺布，穿着孝衣，拿着哭喪棒，我的心已經麻木，不再覺得痛了。跪在父母的墳前，我欲哭無淚。淚已干，血在流。殘陽如染，七月黃昏的風，直吹得我瑟瑟發抖。

　　夜裡，燈光暗淡，奶奶坐在灶堂前泣泣地哭。我斜靠在床上，雙手枕着後腦，環顧兩間青磚瓦房的家：牆壁上的泥沙已斑斑脫落，露出磚的本色，千瘡百孔；寂寞的犁停靠在牆角，犁鏵卻是那樣森森的白亮；還有壁縫中鏽蝕的鐮刀和發黃髮黑的草帽，我知道那上面浸滿了父母在炎炎烈日下割稻子時的汗水；最讓人肝痛如碎的是遺像里的父母在幸福地笑……他們一對老實巴交的農民，幾乎品味不出生活的苦樂哀愁。當他們的兒子那麼有出息地考上了全國有名的重點中學時，他們只是傻傻地笑，竟忘了給前來祝賀的人們倒水遞煙。他們計劃着等忙完了農活，就去給兒子借學費，然後送兒子去城裡上學。可是，他們如今卻寂寞地長眠在那片荒涼的土地下。從黃土掩沒父母棺欞的那一刻開始，我突然意識到他們在我生命中已永久缺席。他們走了，帶走了我的一切，還有我美麗的大學夢。

　　我成了孤兒，我的生命將面臨的只是在這塵世中很卑賤地苟延殘喘。

　　過了七七四十九天，回來奔喪的姑媽和姑父商量着帶我去打工。我依舊毫無意識地收拾行李，毫無意識地踏上南下的車。

　　閩南的小鎮，一家極其破舊的服裝加工廠成了我的棲身之所。空心磚蓋着石棉瓦的宿舍就像牛棚一樣，連窗戶也沒有，只在牆壁上留幾個孔代替，裡面陰暗潮濕，蚊子嗡嗡地飛。車間是一塊塊石條砌成的，蓋着白鐵制的瓦，有幾扇窗，比宿舍倒是明亮了許多。坐在那日光燈下的機台前，從早上八點到凌晨兩點，每天要工作十六七個小時，沒日沒夜，除了拚命幹活，就是抓緊時間睡覺。窗外是明媚的陽光和涼爽的海風，而我們不得不忍耐死氣沉沉般的悶熱，乾著似乎永遠也干不完的活。老闆一副暴富的嘴臉，經常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話，在車間里唾沫橫飛、頤指氣使。姑父說這樣的人直來直去，其實很好相處，可我怎麼看都覺得不是滋味。

　　在這裡，還有幾個與我年齡上下的學徒工，他們似乎什麼都不懂，是那樣的天真和單純。師傅誇了幾句，他們便沾沾自喜；罵了，女孩子躲在宿舍里哭鼻子，男孩則踢門摔衣服地發泄。我總是靜靜地看着他們，似乎永遠也融不進他們那個群體。雖然姑媽和姑父待我很好，我卻依然不甘心，難道我的青春和生命就如此糟踐在這裡！

　　然而，我又能怎樣？於這樣的環境中，我苦苦熬了兩年，完全掌握了做衣服的技能，可以不必依賴任何人來養活自己。於是，以後的兩三年裡，我不停地跑廠。在這過程中，我接觸了更多的服裝款式和許多快捷簡便的製作技巧，同時也了解了許多不同廠的不同管理模式。可是到了年底，我卻兩手空空，路費也要姑媽倒貼。姑媽烏着臉，並不看我，咬牙切齒，罵我朽木難雕。

　　後來，我乾脆跑到另一個小鎮，遠離姑媽，發誓再也不求助她的路費。在那個鎮上，我看到一家剛建廠房不久的服裝公司，一打聽才一兩百個工人，老闆原來也是做加工的，今年改為自己接單做生意。我覺得進這個廠肯定有前途。

　　廠里有嚴格的管理制度，上下班要打卡，工作時間十二個小時，遠不比姑媽那個廠，好象時間是橡皮可以越拉越長。進廠要考試，也完全不象那些做加工的老闆，不管是人是鬼只要有雙手十個指頭就照單收下。考試的時候，我小露一手，看得那主管不停地點頭。

　　老闆三十剛出頭，高高瘦瘦的，蠻英俊，西裝穿得跟平面廣告上的模特一樣，看上去特別乾淨，一副不苟言笑的面孔，給人不怒而威的感覺。他念完高中，沒能考上大學，便在老爸的資助下搞起了服裝加工，四五年下來，從服裝的製版到裁剪，生產到包裝，無不精通。廠里的那位製版師傅年紀比老闆大一點點，我看見他經常拿着制單去找老闆，然後老闆在制單上指指點點。聽人說，那師傅的工資兩千多，在那個年頭如此高的薪酬，於偏僻小鄉村來的我真夠噴血。難怪他的一雙眼睛長在頭頂，常常不把我們小老百姓看在眼裡。我想，他那種技術才叫本事，打那樣的工才叫牛。正如曹操告誡兒子，衝鋒陷陣不過是匹夫之勇，運籌帷幄才的大將的風範。於是我便經常找機會與他套近乎，他多半不拿正眼瞧我，我遞煙敬酒，他也不屑於我的賄賂。原來是冷血，我在心裡暗罵，小樣的，有什麼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