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年貨（原創）

　　一交上臘月，人們便忙活開了，忙活着辦年貨。

　　我們住在深山老林里，臘月里的辦年貨成了一件極其勞累的事情。少小的時候家境貧寒，每年的辦年貨成了父母最愁腸的事情：肉是自家餵養的老八眉黑豬，雖然瘦得脊梁骨可以切菜，但畢竟有那麼一頭豬，過一個油汪汪的年是沒有問題的了，愁腸的是要給我們買新衣裳。那時候的布票是按照分自留地的人數分發的，而自留地的劃分年限是以1961年出生為界限的，我們兄弟姊妹七人，只有大哥和父母有自留地，也就是說，一家九口人，只有三個人有布票，在當時，三個人的布票也只夠給一個大人買一身衣服的布料。我家在村子里是最窮的家庭，母親常年有病，只有父親一個勞力掙工分，錢對於我家來說是最稀罕的東西了。即就如此，每年的臘月，父母都要千方百計地設法給我們換上新衣裳，哪怕換一件也好。

　　換新衣裳的錢全靠父親割掃帚。平日里要給生產隊出工，只有到了三九隆冬，大雪封山之後，生產隊算是放假了，這時候，父親就纏上毛帘子，穿上麻鞋，踏着沒過小腿的厚雪，進林割毛竹，割回來后紮成掃帚，再用毛驢馱到山外十五里的供銷分社，一把掃帚買一角五分錢。父親一天可以割十來個掃帚，能變賣差不多兩塊錢。只是割毛竹的人太多，近處的都割光了，只好七八十里甚至百里之外的深林里去尋找毛竹。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每天早上八九點父親進林，一直到晚上八九點才回來，有時候到冬夜的十點才回來，好在那時候的雪厚，父親可以拖着捆好的毛竹往回溜，省去了負荷的勞累。雖然如此，每天晚上回來，父親幾乎成了一個雪人，棉褲凍得鐵硬，麻鞋和毛帘子凍成了一個冰棒，要在大火前烤好多時候才能脫下鞋來。等父親脫下麻鞋，褪下毛帘子，我就忙着把它們在炕洞里放好，以便到第二天早晨父親進山的時候能被熏干。

　　勞累了一天的父親吃過母親留給他的晚飯，還不得歇息，要把刪好的毛竹抱進屋裡，六十根一把的紮成掃帚，每晚上要扎完十個掃帚才睡覺，那時候，我們早已經進入夢鄉了。父親就是靠着超乎常人的韌性，在每年的臘月末都會給我們大的幾個換上一件新衣裳。母親把我們穿小了的衣裳，翻新一遍改作成弟妹們能穿的衣裳，看起來也像新的一樣。除此之外，母親還要給我們每人做一雙新鞋。就在那滴水成冰的山村冬夜，我家昏暗的油燈下，父親忙着扎掃帚，母親忙着做鞋子，這樣的情景持續了好多年好多年，成了我今生不能忘記的圖像。

　　那時候父親辦年貨，要到五十里路外的馬峽去辦。逢集日那天，父親在雞叫三遍就起來生火，熬茶喝，母親忙着給父親做一些吃的，完了之後父親就頂着繁星去趕集了，到晚上八九點才能回來，買多買少的東西，就靠父親的力氣背回來。

　　父親老了，輪到我辦年貨了。一交上臘月，每個集日都要到馬峽趕集，買豆腐買白菜買年畫，當然還要買鞭炮香裱紙燭之類的。趕集的前夜，都要做一番計劃，列一個單子，可是趕集回來卻發現又遺漏了不少的東西，只好再計劃再列單子，到下一個集日再去購買。我辦年貨的那幾年，從馬峽到溝口的三十幾里路，可以掏兩塊錢坐奔奔車，進山的十幾里路就要靠人力背運了。那時候的雪很是慷慨，一到冬季，最少要落三四場厚雪，我們的山路，積雪盈尺，沒過小腿。趕集的人們每人負荷四五十斤，艱難而興奮地在山道上跋涉着，累得走不動了，就一屁股坐在雪地里歇緩，等到緩過勁來了，再繼續趕路，三番五次的歇緩之後，最後拼着剩餘的一點點力氣，掙扎着踏進自家的門檻，那時候已經是精疲力竭，渾身被汗水濕透了。雖然如此的勞累，心中卻喜歡得很，因為這樣的勞累，就是為了一個豐盈圓滿的年啊！

　　自從把家安在城裡之後，免除了辦年貨的負重之累，在解脫之餘又有幾分失落，那種累並快樂着的感覺再也不會有了。然而一過臘月八，看着街道里人頭攢動，手提肩扛地往家裡辦年貨，我就渾身煩躁，便有事沒事的擠進熙熙攘攘的人群，去感受那種忙碌的快活和熱烈。加雜在人群里，隨着人流逛正街，逛小巷，也逛商場，逛夠了也累了，就拎一把蔥幾棵芹菜或者買二斤瓜子提上回家，也算是在辦年貨了。

　　就這樣一天逛着買着，不覺已就到了送灶神的小年，剩下的日子就越發急火潦草的忙碌了，三忙兩忙地功夫，除夕已經慢騰騰地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