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尋處，惟有少年心

　　十六歲那年，我離開故鄉到淮南讀書。洞山腳下，蒼翠枳籬圍起的煤校園裡，結識了上一屆測量201班的紹忠、桂彬、從恕等幾個徐州老鄉。老鄉在一塊兒，戲謔玩耍，其樂溶溶。從恕經常講家鄉一個乞丐聽有線廣播的笑話：喇叭匣里傳出“各位聽眾”時， 這個乞丐聽到的是“各位窮種”，心中忿忿然——窮，就該挨罵？接下來，匣子中傳出“徐州有線廣播站現在開始播音”，這個乞丐則聽成“徐州有錢的王八旦……咦，話匣子窮富都罵！” 這個乞丐心中轉忿為樂了。那些年，每聽到從恕講這個笑話，我想到的卻是童年時居住三年的商業大樓。1958年，故鄉徐州西關商業大樓每個單元的樓梯口牆上，都懸挂着約一尺見方的“話匣子”。

　　1958年6月下旬，我家從東關黃河邊的大壩頭，搬到了西關博愛街南邊新落成的商業大樓。那時，從淮海路博愛街交匯口朝南，順着永安路走上二、三百公尺，是楊家路的西口，再往南，就是郊區的余窯大隊(人民公社剛成立,當時大人小孩都這麼叫)的鄉野池塘了。楊家路東端，與博愛街一樣，也在燕子樓那兒起頭，延伸到永安路終止。楊家路路口斜着向西北望，可看到68軍坦克修理廠的大門。路口南，永安路東西兩側都是池塘。永安路穿過池塘，路西空曠的田野上矗立着五棟紅磚到頂的筒子樓，那就是樓內居民及周圍人通稱之的“商業大樓”——商業局為本系統職工集中建造的家屬宿舍而矣。紅磚紅瓦的五幢商業職工宿舍樓，在空曠的田野上突兀而起，確有鶴立雞群之感。再說，徐州市中心當年新建成的百貨大樓也不過二層。所以西關那一帶的人們，都將這商業職工宿舍稱為“商業大樓”。

　　這五座紅樓，三大二小，從北往南分成三排。1996年前就坐落在雲龍公園西一公裡外的那個五路交叉口西北方、蘇堤路與永安路夾角的地面上。

　　靠北兩座樓一排，西北樓和東北樓；靠南僅一座樓，叫東南樓；中間是兩小樓，東樓和西樓。這兩棟樓之所以叫小樓，一是僅二層，二是僅有一個樓梯口的單元樓。兩小樓之間的大片空地，使五棟紅樓圍成了一個寬敞的院落，也給男孩們嬉戲奔逐提供了天地。

　　兩座小筒子樓的樓梯口在樓中央；除了樓梯口向南開的正門，東西兩端也還各有一個門。樓梯兩邊筒子內南北各三間，共六個房間，除去一間作為公用廚房，可供五家共用。一層樓，樓梯口二側就可住十家。樓梯對面是內里豎著黑鐵管、白瓷抽水馬桶等潔具的公廁。公廁二側那間是公用的廚房。廚房靠里牆是一排水泥抹面的五個灶台，自然還有自來水池。每層樓梯口牆上掛着一有線廣播喇叭匣子，早中晚按時廣播着國內外及徐州市的新聞，播放着大躍進歲月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社會主義好”，“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聽話要聽黨的話”、“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之類時尚歌曲。

　　北面的東北樓、西北樓，南面的東南樓那三棟，既是三層樓，又都長一倍——是有二個樓梯口的雙單元樓。我家在西北樓。先是住在東邊這個單元、樓梯口左邊的第三間——105室。我家東邊是馬家，馬家又一個年齡與我般大的叫吉成的男孩。馬家對門是歐奶奶。西單元一樓住着我姐姐的二個同班同學：一個叫馬麗君，一個叫孫建芳。馬麗君有個與我參不多的弟弟，與三國演義里五虎上將之一的馬騰同名。這個小馬騰比我還頑皮。認識他不久，他在玩弄墳堆間一枚銹跡斑斑的手榴彈時，手榴彈突然爆炸，左手掌被炸掉了。1998年11月間，我姐姐的女兒結婚，我回故鄉吃喜酒，酒席上見到三十多年沒見面的馬麗君大姐，詢問馬騰情況，馬大姐有些凄傷地說：他死多少年了——遇車禍死了。這個童年夥伴，可真是個“討債鬼”！

　　一樓住了年把的樣子，我家搬到同單元的二樓，樓梯口西邊的209室，直到1962年春搬去彭劇場后的謙益巷。剛搬到商業大樓時，天黑后，樓內的孩子們就聚在樓梯口玩。樓梯及扶手塗著光滑的棗紅漆，男孩子喜歡騎在光滑的扶手上，從二樓往一樓滑下來。我家靠樓梯口東，樓梯口西那家姓閻。閻家有個該上高中、但自己想參加工作的大男孩。這個男孩神情憂鬱，時常默默地啃手指甲。見他默默獨坐，我就腳本輕輕地走進他家，陪他坐一坐。閑坐時，也聽他談論一些見聞和知識。我還從他那兒借到了當時通行的中學語文教科書，淺黃色的封面上印着“文學”二個大字。也就是從他的教科書里，我第一次讀到了“牛郎織女”和“槍挑小梁王”的故事，這二個故事還有各自的插圖。也是從這個閻姓男孩口裡，聽到了台灣被“蔣匪幫”佔據的原因。這個大男孩說：孫中山臨終前，給蔣介石傳授了“外戰守川，內戰守灣”八字真言。所以蔣介石在抗日戰爭時跑到了四川，內戰打不過解放軍，就逃到了海峽那邊的台灣。當時九周歲、才讀小學三年級的我，非常羨慕這個大男孩的學識。心裡想，孫中山怎麼幫“蔣該死”出了這麼個妙計？幾十年過去了，我也沒能弄清孫中山這八字真言的出處及真偽。但這八字真言，倒簡約概括出蔣介石的主要經歷。聽到這八字真言時，我是個懵懂的童子；轉瞬間，這個童子已是鬢髮斑白。近半個世紀過去了，管它的出處及真偽呢，這八個字，畢竟一下子就在我頭腦中廓清了中國現代史的框架。這八字真言，對我之後學習掌握中國現代史幫助不小。搬進商業大樓沒多久，淘氣的我就融匯到樓院內年齡相仿頑皮的那群孩子中，這位閻姓男孩畢竟比我大幾歲，看我頑劣不堪，就懶得睬我了。老了，憶起這情節有些慚愧——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對早年給我提供了歷史知識的這個鄰居男孩，名字早就忘記了。如今即使還有緣碰面，也如同路人，不可能認識了。

　　商業大樓四周天地空曠，西南邊的煤礦基建局及家屬宿舍才剛在荒野中起步。樓院的南側，就是從東面的雲龍山綿延而來的一條大堤，據說還是蘇東坡做徐州太守時所築，多少年來一直叫蘇堤。上世紀70年代徐州城區向外擴展時，該堤被平掉，修建成蘇堤路，蘇堤才在徐州人眼中消失了。但童年那時光，樓院南臨的蘇堤上垂楊千萬縷。樓院北，隔着一條水溝及水溝上的鐵絲網，是68軍的坦克修理廠。幾個博愛街小學的同班同學，是這個軍工廠職工的子女，如張雄傑、田淑芬。田淑芬家在中樞街上。六年級下學期，為了升學考試，我們班分成多個學習小組，晚間同一小組的幾個同學，就固定在某個同學家做功課。我家春節后就搬到少華街來了，晚上我就到淮海路南中樞街上的田淑芬家做功課。同小組的還有吳玉芬。田家生活富裕，家中五斗櫥上還擺着一熊貓牌的交流收音機——我只從電影里看到過的好東西。田淑芬扭轉一下旋紐，左上方一小窗口亮起了晶瑩的綠光，一閃一閃的，而且發出的聲音，比“話匣子”要清晰悅耳。我當時暗想，等我長大參加工作了，一定要攢錢買一台交流收音機，收聽天下的新聞。升學考試后，田淑芬被五中錄取，吳玉芬被九初中錄取。

　　“話匣子”給少年的我帶來了多少知識和歡笑。搬家到少華街后，家家戶戶都按着一個這樣的“話匣子”。上中學了，古城牆下一中的教室門上方，也扯着一個話匣子。那幾年聽批判蘇修的“*”，都是在夜晚開播，夏青等播音員義正詞嚴慷慨激昂的播講，聽着聽着，我就被磕睡蟲帶入夢鄉。肯尼迪被刺的消息，也是在深秋的一個夜晚，從“話匣子”傳出的。

　　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探望父母回到徐州謙益巷，臨近午夜，院里鄰居的“話匣子”，都還在徐州廣播電台的魯彥道過“再見”后，才安靜下來。之所以還記得此事，因為魯彥就住在我家對門的小北屋中。

　　1969年畢業分配，再次“志願”來到了皖南山區偏僻的一煤礦。半年就湊錢買了台“上海—160A”的六燈交流收音機，以改善從幾百米地下煤巷中爬上來后、令人感到憋悶的日子。1981年春，到離礦30裡外的江南古鎮大通買了12吋黑白電視機。

　　人類社會如一條大江，近二十年間科技浪潮洶湧澎湃。新一代的信息傳播技術，如同沿江民間的一句諺語“小禿子過河，一浪一個花頭”，令人稍不留意，就大有落伍之感。

　　年過半百后，從蘇堤下商業大樓時就喜歡聽廣播的我，不甘落伍，買台電腦上網玩。我到電信辦理上網時，營業員姑娘說：你回去，叫你家上網的來。我說，我家就我上網。營業員不好意思地說：“都是年青人上網，你……”新一輩年輕人，又有多少會了解我們上一代人苦苦的嚮往？

　　“話匣子”，收音機，電視機，電腦……，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領*的傳媒技術，*總被，雨打風吹去。上世紀50～70年代標誌的“話匣子”，如今，大概只有在博物館里才能看到了。

　　身在江南，卻道彭城好。如今就是回到故鄉，站立在徐州西關那個車水馬龍的五路交叉口，“話匣子”，及五棟紅磚到頂的商業大樓，也無處可尋。

　　堪尋處，惟有一顆心，飄泊江南遊子的少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