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里的文學夢想

　　當代的某些文學，就像一種失去了信譽的次貨被擺進了市場，佔據着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它失去了以往那種“社會訂貨”式的優雅地位，無奈地親自扯起了嗓門大聲叫賣：後現代、后殖民、新生代、晚生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在市場的逼迫下，它漸漸養成了一種成群結夥的習氣，作家、批評家、文化娛樂記者、出版編輯成了生意的合伙人，在共同製作一個文學繁榮的神話。

　　在將世俗力量轉換成敘事方式的過程中，精明作家發現，越是提倡所謂的“創作個性”、“個人化寫作”，就越是能夠與市場規律相吻合；越是標榜“批判性”，就越能夠博得大眾的青睞。文學通過傳播媒介成功地達到了與大眾和解、融洽的效果之時，也就是它成功地進入市場之時。在這裡，大眾傳媒充當了檢查官和推銷商的雙重角色。

　　此刻，我們的心情十分矛盾。我們首先要感謝大眾傳媒。它乾著文學無能為力的事情：對付成千上萬的“大頭娃娃”、“卡通人”式的讀者。那些大頭娃娃們上班玩“五筆”、炒股，下班看成人卡通畫、玩手掌機、搓麻將、看電視、喝啤酒、談女人。是報刊炒作的推銷功能，將他們中一部分人的目光，從圖像拉回到文字。但是，大頭娃娃們感興趣的始終是一些令人快活的小品文、小口角。文壇是非和股票行情一起，成了他們喝啤酒時的一碟小菜。因此，大眾傳媒必須要充當檢查官的職能，不斷地遷就“大頭娃娃”們的口味，不斷地將文學變成口角、是非，貶值為易拉罐、泡沫飯盒、紙巾這些用之即棄的一次性消費品。

　　到處都是商品垃圾、文化泡沫。一切都在貶值。什麼是屬於你的呢？對於一無所有者來說，唯一的私有財產就是肉體。商品社會標榜私有財產的神聖性，是法律要保護的主要對象之一。幾百年的實踐證明，尤其是索羅斯告訴我們，這是根本靠不住的。且不說什麼動產和不動產這些虛幻的東西，就是你自己的身體，這一最私有化的“資產”，也不一定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既然不能受到保障，唯一的辦法就是提前支取、超負荷使用。這就是造成“肉體通貨膨脹”的根源。其結果就是“肉體”走進了市場，“私人化”與“公眾化”之間的界線消失了。所謂的“個人化寫作”在此顯出了其虛妄性。

　　肉體的主題，是９０年代文學中的一個核心主題。表面上看，它好像承接了８０年代中期的文學經驗－－與感官解放相關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實際上是將作為個人秘密的肉體變成了消費品（有論者稱此為“慾望化敘事”），毫無羞恥地將私處交給了公眾。這不是狂歡節，而是一種商品交換，就像脫衣舞女郎一樣，通過滿足窺視癖而獲得回報。奇怪的是，從文學敘事上看，與這種脫衣舞式的裸露癖相關的，往往是男性。男作家熱衷於這種既自娛自樂，又帶有挑逗性的敘事方式。他們在一種“慾望化敘事”、“後現代”的專業幌子下乾著專業之外的勾當。男作家正在夢寐以求地等待開禁的時刻，以便能大寫特寫嫖娼的故事。

　　女作家們的敘事方式似乎與專業更貼近，也試圖保守肉體的秘密，因此不能輕而易舉地進入市場。女作家對她們的私有財產－－肉體的過度使用，是採取了另一些方式：自戀、自虐、自殺。但她們同樣逃脫不了市場的魔掌，因為這是一種更為巧妙的出賣秘密的方式。

　　９０年代中期的“女性私小說”，濃縮了我們這個時代全部的自戀經驗－－幽閉在私人居室里照鏡、沐浴、做夢、滿嘴囈語，寫一些只有女性才有的私人經驗（性幻想、經期的煩躁不安感等）；其作品中充斥着具有深度意象的語言，似乎每一句話都有弦外之音，據批評界人士說，這是對閱讀的挑戰，因而吸引了一大批樂於尋求刺激的“卡通人”，他們像挑戰“魂斗羅”一樣挑戰閱讀。自戀不是自尊。自尊往往伴隨着自我約束，自戀卻充滿了虛榮心和表演性，並因此向觀眾索取。

　　更年輕一代（“７０年代”及其後）的女作家不玩這一套了，相對而言，她們顯得更率真一些。事實上她們不過是改變了策略，以一種自戀的變種－－自虐的方式出現了。在垃圾堆里狂舞、酗酒，跟大眾文化調情。這是一種既隱蔽又典型的自虐方式。人們生活在一種屈辱的現實中又無力改變它，他們就會轉而愛上這一現實，進而還漸漸將它視為快樂的源泉。這正是弗洛伊德對“自虐”的定義。

　　自虐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的主題。在波德萊爾的詩歌中，這個主題得到了無以復加的表達。但是，今天的自虐主題已經被商業化徹底改變了性質，變成了一種可供觀賞的表演。午夜時分，香港的“翡翠台”經常轉播一種日本的女子摔交表演。她們將預先設計好的殘酷的打鬥場面展示給觀眾，將喜劇塗上了悲劇的色調。她們用“自虐表演”的方式滿足觀眾們縱慾的嗜好。這就是自虐的商業喜劇。

　　自虐的極端方式就是自殺。人們總是愛將文學中的自殺主題，當作一個與厭世相關的英雄主義的主題。從我們今天文化的總體上來看，我寧願將它看作是極度自戀產生自虐的極端後果。在今天這個冷漠的“卡通人”時代，“自殺”會迅速變成一條令人刺激的新聞，一次不錯的消費，一種交換的激情，一個生財的好機會。生活實踐教育了人們，現在的年輕一代知道怎樣更好地使用“自虐”和“自殺”主題了。也就是說，９０年代年輕作家的自虐和自殺主題有了新的涵義，它帶有表演性、製作性，染上了市場色彩，具有了交換價值的意義。

　　今天，搞出版叫“做書”，當雜誌編輯叫“做稿”，還有做電視、做show、做love等等。市場要求你做，你就得做，你也樂意做。做自虐和自殺故事，必須要加入令人新奇、刺激，因而能產生賣點的要素：純情、苦難、悲傷、反常化行為等等。換句話說，今天的作家並不拒絕讀者，也不對閱讀挑戰，而是跟讀者（消費者）套近乎；為了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到輕鬆和刺激，就像做一次“桑拿”一樣，他們不惜出賣秘密。就這樣，生活不斷地變成“藝術”，事故轉眼就成了故事。

　　商品時代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秘密可言（除了與金錢相關的商業秘密），這種症侯是文學的死敵！昨天還羞於啟齒的事，今天就上報了。文學要進入商業市場，就得不斷製造新的秘密。所謂的“自我意識”，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公眾消費的商品，所謂“感官的解放”，突然變成了秘密的展覽。本雅明說：“居室是藝術的避難所”。（《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118頁，張旭東、魏文生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把大街變成室內就是得以證明了的通俗文學的手法。”（同上，55頁）妓女就是典型的將市場的交換價值用於居室人，她們將大街變成了居室。相反，將居室變成大街，就是將個人的肉體甚至精神秘密變成商品去交易，同樣也是通俗文學的手法。文人相聚在茶樓和酒席，絕大部分時間都用於交換性（包括它的衍生物－－政治）秘密。

　　一位屬於“７０年代后”的女作家寫道：坐在空空蕩蕩的電車裡，就像躺在似曾相識的搖籃里。她們與市場的親緣性已經進入了潛意識。到大街上去遊逛、購物、物色對象、泡吧、按摩、沐足；在公眾場所，就像在自己的家裡一樣悠閑、自如、心安理得。這都是將自己變成市場的一部分的好方法。或者說，去尋找故事，甚至將自己變成虛構故事的一部分。這都是大頭娃娃式的讀者們所鍾情的東西。

　　換一種說法，把內室變成大街（沉思、孤獨、秘密、性，都變成了大街市場上的商品一樣，交換、討價還價），也同樣是通俗文學的手法。在今天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關於出租屋的性生活場面的描寫，這與那些大量描寫酒吧的飲酒場面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生活的垃圾堆里苦苦掙扎的“大頭娃娃”們，稀罕的就是花花公子、浪女的形象。因為他們的生命中缺少的就是這些。現在突然出現了一些形而上的問題：頹廢、垮掉、自殺，當然新奇。充斥在文學作品中的花花公子、浪女形象，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吻合了一種心理補償理論，因而也就吻合了一種交換價值理論。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