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論”功過是與非

　　“不管白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這句四川民間諺語，因一位偉人的引述，竟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聖經”，也有了一個很好聽的簡稱：“貓論”。

　　“貓論”最早出現於1962年，在大飢荒之後一些農村自發產生了包產到戶、責任田等新的生產形式，引起黨內爭論。 7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認為，哪種生產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他引用劉伯承經常說起的四川諺語：“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內部會議講話，“貓論”並沒有傳播。

　　1976年，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點名批評說：“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貓論”由此成名，成為鄧公的招牌。1978年，當鄧小平再次復出，主導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他認為，搞理論爭論，就會貽誤時機，錯過發展機遇。空洞的爭論無濟於事，真理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檢驗，應該大膽地實踐，大膽地試，先不要下結論，幹了再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從此，“貓論”主導了從鄉鎮企業、私營經濟，到特區、證券、股票等改革開放的各個階段。可以說，是“貓論”打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使中國進入了一個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全新時期。

　　1985年，鄧小平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被摘登在《時代》周刊上。“貓論”的影響擴大到世界。

　　但是，就在“貓論”為我們的經濟改革帶來利益的同時，“貓論”也在不斷地被濫用。有人將其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有人以此來掩飾利益衝動下道德、責任的缺失；還有人試圖以“不爭論”的名義來阻擋他人的自由思考。可以說，在一些人的謀劃下，“貓論”這個打破教條的“理論”，正日益成為新的教條。“貓論”的普遍真理化正在毒化整個社會的集體意識，正在將社會的價值判斷觀迅速庸俗化，正在將社會的價值評判標準引向“庸俗實用主義”，似乎只要行動能給個人或集團帶來實際的利益和報酬，就是好的、正當的，而不用關心行動本身的後果與合理性、正當性。

　　“有用即是真理，無用即為謬誤。”這顯然就是“貓論”的危害。其實，即便是鄧公本人，也不認為“貓論”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據報道，80年代初，薄一波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什麼是當時的情況呢？不論是62年，還是80年代初、90年代初，鄧小平所面臨的情況，基本上是一樣的，僅有程度的不同，即：新生事物在萌生，這一新生事物雖然具有生命力，但與官方傳統理論不合，以官方傳統理論來看，這一新事物是罪惡的。理論與實踐發生了矛盾。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從理論上進行突破，既不現實，也無必要，同時也沒有一套切實可行的新的理論產生，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實踐先行，就成為不錯的選擇。中國的經濟改革正是在這種實踐先行下，一步步深入的。可見，這僅僅是一種戰術選擇，而不是戰略選擇。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實踐先行的負面，就是要在不斷打破現有體制、制度、法律的條件下進行經濟發展。不斷地重複，媒體的宣傳，會造成強烈的示範效應，使社會普遍形成尋找體制漏洞、突破制度限制、逃避法律規範的心理。如果這種心理僅存在於經濟行為中，毒害的是社會發展的經濟秩序，但經濟是人的經濟，當人將這種心理運用於生活的各個方面時，毒害的就是整個社會了。在這種心理面前，一切道德、制度、法律都會顯得軟弱無力，失去其應有的作用。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正是這樣一個社會面貌。

　　任何事物都具有歷史性，“貓論”的提出，是在特定條件下的權宜之計，是對意識形態的妥協，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留下了難以彌補的過失，甚至是巨大的危害。今天，時移勢易，如果我們還抱着“貓論”不放，視“貓論”造成的危害而不見，繼續搞權宜，搞妥協，不搞爭論，不明是非，則既無與時俱進之明，更無實事求是之智。

　　“貓論”早已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還是把它拋進歷史的垃圾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