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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風、社風與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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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風、民風與政風是相互作用的社會現象。自古以來,純樸而簡約的社會生活,往往催生着清明的社會政治。而奢華鋪張的社會生活風氣,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社會政治的腐朽。這是為幾千年的歷史所證實了的規律。

  魏晉之際門閥士族就已經開始形成,到東晉南北朝時達到極盛。士族官僚們在政權保護下,多貪暴恣肆、胡作非為、奢靡成風。何曾日食萬錢,還說“無下箸處”,其子何劭日食二萬錢,任愷則每餐萬錢。大族王愷、石崇比奢侈,互相鬥富,王愷用干米糖燒鍋,石崇就用白蠟當柴燒;王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錦做步障五十里;王愷塗牆用赤石脂,石崇就用香椒泥。大臣傅成上疏說:“奢侈之費,甚於天災”,請求西晉皇帝司馬炎制止,而司馬炎無動於衷。這一時期,在戰亂和社會動蕩的大背景下,這些士族醉生夢死,只圖享樂的生活風氣十分盛行。

  這一階段,飲酒之風也十分盛行,是其他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相比的。魏晉南北朝帝王中飲酒的很多,因此而失去政權的也不少。晉孝武帝司馬 因“溺於酒色,殆為長夜之飲”,終因酒後戲言,被張貴人所害。劉宋少帝文符好酒色,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 耗用了大量糧食。這與安於現狀、保守、不思進取、腐朽消極的社會意識形態密切相關。那些腐化墮落的揮霍者,基本上都是社會的寄生蟲,沒有任何作為,不能為當時民族融合的進步潮流所感動,更談不上為那個時代做出積極的貢獻,他們只有沉浸在祖輩曾有的、但已經逝去的輝煌之中,固守着舊有的落後風氣而不放,他們只有在自己的窮途末路中、苟延殘喘着。

  士族制度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歷史現象,它的特點是按門第等級區別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也由於士族日益腐化,士族子弟“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如何則秘書(郎)”,生而富貴,遂不思進取,縱情聲色,窮奢極欲,乃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在侯景之亂中,南朝士族死亡殆盡。北魏孝文帝為鞏固統治,制定了嚴格的士族制度,依官位定士族為4個等級,據等級享受政治經濟特權。士族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習慣上形成的,而北魏始由朝廷以法律形式規定。所以,北魏士族也很快腐化,在河陰之變時遭到沉重打擊。那些士族的闊佬闊少、弱男纖女們,在兵臨城下時,無力行路逃命,只能穿上最好的衣服,帶上最好的首飾,抹上最好的膏脂,伸着脖子,準備好在那等死。

  北宋末年,在徽欽時期,從上至朝廷,下到民間,奢靡之風又開始盛行。以致朝政腐敗,奸佞迤邐,民不聊生。遂有方臘、田虎、王慶、梁山等農民起義。而腐朽的統治集團仍在縱慾享樂,民間則盛行鬥雞走狗,那些衙內們、貴胄們,無法無天,恣意而為,遂有“靖康之變”徽欽北擄之恥。在北方女真族的打擊下,北宋王朝沒有任何抵抗能力,開封很快陷落,徽欽父子及皇族具被俘虜,北宋滅亡。

  元代的種族壓迫造成了其急速滅亡的後果。元初,把人們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等級別,實行殘酷的種族歧視政策。所以加速了他的滅亡

  明朝末期,朝政已是極端腐敗,社會矛盾極其尖銳。權貴和官僚們的無休止的土地兼并,使廣大的農民無法生活,社會的操守和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社會陷於爾虞我詐、唯利是圖、坑蒙拐騙、醉生夢死之中,已到了崩潰邊緣。在它背後,是人心的徹底渙散,社會沒有任何公信,完全墮落到“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動物狀態。明末政治的渙散,並不止乎腐敗一端,辦事不力、不堪用命、敷衍塞責、虛與委蛇,已經達到普遍狀況。當時的皇帝、士大夫精神狀態和一切作風都腐敗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士大夫和宦官互相爭奪權勢,社會秩序根本就沒有章法可循。市井中更是“鬥雞走狗,賭鬥蟋蟀”,所以“無賴遍地,正業不興”,社會呈現出極端混亂的畸形狀態,明朝的滅亡已是不可避免。

  清代在滿清入關之後,為了給予八旗子弟種族特權,旗人由驍勇騎射的草原民族而成為專事享樂、過寄生生活的特權階層,其剛健強悍的民族性格退化為好逸惡勞、頹靡軟墮,到無法收拾。所以,不僅國破家亡,最後,連民族的生存都不復存在。

  由於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有清200多年裡便成了“集體食利戶”,穩穩噹噹地做着世襲貴族,旱澇保豐收。既有錢,又有閑,也就很容易玩物喪志,忘卻了祖輩創業的艱辛。

  大清帝國藉著入關之利勢,經歷了康、雍、乾盛世,盛極而衰。這把挾風帶電的寶刀變得遲鈍,過多的銹跡軟化了八旗子弟,也就由此開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於打遍天下無對手,視野中再無勁敵,甚至連假想敵都喪失了。沒有敵人的強者是悲哀的。沒有憂患意識的強者是危險的強者。

  過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這都是八旗子弟的思維。他們逐漸挺不起腰桿,像被圈養了太久的寵物,徹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這是一群在遊戲中度日的有閑階級,每天琢磨着怎麼使生活更好玩些。曾經厲兵秣馬的大清王朝,就給這麼一群沒有謀生技能的懶漢們弄到極其腐朽的地步。八旗子弟,變成了十足的敗家子。

  可見,社會的生活狀態,預示着也顯示着社會的健康程度。奢靡和淫逸是社會的毒瘤,是危害社會的潛患。也就是說,社會風氣的好壞,必定會影響社會政治的變化。所以,我們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目標中,必須嚴密的關注社會生活的狀態的變化,要在黨的領導下,純凈黨的肌體,有效地凈化社會生活氣氛,讓我們的國家永遠沿着健康的道路前進。

  對待物質生活的態度,直接關係到一個群體事業的成功與失敗。宋朝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司馬光以他深邃的政治眼光,敏感地洞察到了這個真理。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一文中,緊緊圍繞着“成由儉,敗由奢”這個古訓,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切身體驗,旁徵博引許多典型事例,對他的兒子司馬康進行了耐心細緻、深入淺出的教誨。司馬光認為儉樸是一種美德,並大力提倡,反對奢侈腐化,這種思想在當時封建官僚階級造成的奢靡的流俗中,無疑是具有巨大進步意義的。在今天看來,司馬光的見解和主張,也是很有現實的積極意義的。所以,在我們今天物質生活已經大大改觀了的情況下,我們也必需保持節儉的生活方式,不能助長奢靡的生活習性。

  即使在八旗子弟徹底沒落,滿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時候,老恭親王奕譞猶以“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的家訓誡告子弟。他們明白,問題不在錢,而是會招來災禍。財大氣粗,蠻橫無理,造成悲劇慘案而後果不可收拾的例證,古往今來,不勝枚舉。

  這裡,我們要體味一個原理。在艱苦的創業年代里,老一輩的創業者,曾經親歷過那些艱難,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體會,很能夠自覺地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艱苦奮鬥的精神,能夠自覺的要求自己。但是,到了年代長久一些,父祖創業的一代過去后,年輕的一代就未必那麼在意這一切了。他們往往由於父祖留下的基業和財富而坐享其成。所以,年青一代的孩子,有一些根本沒有憂患意識,只知道享受,到後來結局悲慘。我們不可以不警示他們。

  在和平年代,社會承平日久,離開艱苦奮鬥年代比較久,人民生活安定的情況下,消極、享樂、驕奢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風氣是很容易產生的。再加上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國力上升、物質生活特別豐富,就必須更加註意社會風氣,時時敲響驕奢淫逸生活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警鐘,這是非常必要的。我們的國家,已經執政了60多年中國共產黨,尤其要汲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努力搞好自身建設、匡正黨風、廉潔自律,不僅要把黨風、政風搞好,還要努力凈化社會風氣,正確地引導民風,才會使我們的民族、國家,在健康的道路上,一步步的走向興旺發達。

  薄熙來的貪腐案,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薄熙來的父親在嚴酷的革命鬥爭年代,不懼艱險,出生入死,從極具危險的隱蔽戰線,到極其艱巨的思想政治工作戰線,從掌管全國的經濟工作,到主抓紀律檢查工作,為黨和人民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薄熙來的思想政治信仰,就不是那麼堅定的。我們回過頭來看,儘管他也入黨較早,但是思想上卻還沒有真正確立為人民、為民族、為國家奮鬥的決心,所以不僅不能很好的約束自己,也不能教育好身邊的人,最終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如果薄熙來本人立場堅定,堅決地約束好他的的妻子谷開來,努力教育好他的兒子薄瓜瓜,那麼他會很好地為人民、為國家做更多的工作。我覺得,薄熙來的潛意識還是要讓他的兒子享受生活,而沒有用繼承光榮傳統、繼續為時代造福、立志為國家作貢獻的思想教育他。所以,他不僅唯利是圖,而且最後墮落到串通他的母親雇兇殺人,終至陷身於囹圄。

  當然,這一教訓,不僅僅是給黨政領導幹部敲響了警鐘,就是一般的平民家庭也要認真的汲取教訓。特別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年青一代,在很多問題上都需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定要明白,縱子、嬌子、慣子,其實就是殺子。孩子跌倒了,要讓他自己爬起來;孩子的生活,不能讓他隨心所欲;要讓孩子有一個正確的人生觀,努力學習,許身為國;不僅在生活上關愛他們,在思想上更要關心他們,不僅要督促他們的學習,更要關心他們精神上的成長。使他們從小立志,樹立起“走正路,當好人,為國家做貢獻”的思想。那些布衣寒門的子弟,沒有很優越的生活環境,沒有社會背景的孩子,之所以容易成才,那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奮鬥的動力,從小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而家庭優裕、從小嬌生慣養的孩子,相對就差一些。再加上長輩的縱情嬌慣,小孩就容易走歪路。有不少的家庭,兩夫妻的父母連同小兩口,都成了孩子的六部大臣,戰戰兢兢地唯命是從。這是不可取的,對孩子是很不利的。

  要關愛不要溺愛,要幸福不要奢靡,要充實不要空虛,要創造不要揮霍,要奮進不要萎縮,要清廉不要貪腐。要引導好民風,凈化好社風,樹立起良好的政風,社會、國家、民族,才能在進步中成長,在發展中強健,在繁榮中進步,才能保持永遠的興旺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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