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的悲哀

　　說起顧城，免不了說起文人的悲哀！這悲哀，一是文人自身的悲哀；一是歷史傳承的悲哀；一是社會造就的悲哀。顧城的悲哀，囊括了這三項悲哀！

　　1993年10月8日，在激流島，顧城用斧頭殺妻之後，在一棵大樹上自縊身亡。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管現在人們對他是褒是貶，當人們對他的詩歌感嘆和欣賞的同時，也肯定為他的冷酷和無情而驚恨。做為一個作家、一個詩人，顧城的一生，都和貧困的生活分不開。而做為文人，他想像陶淵明那樣隱居起來，過着採菊東籬，悠然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但事實上，他卻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樣的生活。他在激流島自己搬石頭蓋房子，養雞養些小動物，想讓自己真正進入世外桃園生活。然而，這種生活顯然沒有讓他的精神進入到最佳的狀態，反倒是貧困把他們給壓倒了。這其中，也或許是人們所說的，是婚外戀情讓他徹底崩潰，無法繼續清高地生活下去。總之，不管是哪一方面，顧城顯然是做不到脫世離塵的！

　　一向戴着一個用褲管做成棉帽的顧城，他自詡不想讓世俗的煙塵沾染他的思想。他要保持他的自我清高，而正是這種自我清高，毀滅了他真正的人格。當我們讀起他的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她尋找光明”的時候，我們又會想起另外一個他，並為這個他深感痛惜，甚至痛恨！當他對他的妻子揮起斧頭的時候，至少，他當時已經神經錯亂，成為一個可惡的嗜血者。

　　這是顧城的悲哀，是一個文人自身的悲哀，這種悲哀源自於自我。當他感到清高卻又污濁的時候，他已經無法直面這個世界和親人。他的思想在混亂之中忘記了自我，走出一條諸多文人走過的，分裂神經之路！

　　而當我們追溯歷史文人的時候，范進中舉顯然不只是科舉制度讓一個文人發瘋，而是文人的本質比較難以承受較大的刺激，對社會的生存和適應能力不夠強所造成的。他們似乎覺得只有通過讀書考取功名，才能真正獲得生活權力，包括現代文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他們無一例外地想通過文章，過上好日子。然而，這種想法並不太現實！這種想法不但局限了他們的生活，也局限了他們的思想！其實後來我們也不難發現一個問題，文人的病態心理和藝術的本身，總是有一定的關聯性的。雖然並不是所有的文人都有一種病態的心理，但根據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很多名人、偉人、文化人，生意人，他們或多或少，都有某種偏激的病態心理。這種偏激的病態心理讓他們產生偏激的思想；而偏激的思想同樣又產生偏激的追求；偏激的追求，卻可能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後果。一種是好的，而另一種卻是壞的，但不管是好的是壞的，都常常會流入一種神經質的狀態當中，讓人產生另外一種極端。

　　顧成是個詩人，而且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是個劃時代的詩人。他的極端造就了他的成就，同時也給他帶來了惡果。當人們把他當作詩人的同時，也把他當作一個罪犯。他不但殘害自己，也殘害別人。這種事例可以追溯到一些偉人們的身上，他們往往既有豐功的偉績，但同時也雙手沾滿鮮血，臭名遠揚！

　　如果說顧城的思想存在極端，是文人的極端，是歷史的極端。那麼，在這裡，我們又不能不提醒大家說，這其實也是社會的一種極端，是社會的一種悲哀。以顧城的才華和成就，是應該有很多光環和回報的，但他卻沒有。他的稿費很少，生活很艱苦，幾乎是天天為了生計犯愁。顧城對詩和文學的貢獻，顯然是很大的。然而這個社會又給了顧城一些什麼回報呢？這種回報顯然是極不公平的。在同等努力得不到同等回報的時候，人們會產生各種各樣不平衡的感覺。在只有精神沒有物質的生活環境里，個體是最容易產生壓抑而走向極端的。

　　其實，我們常常把精神文明放在首位，但事實上，沒有物質的精神文明，顯然是不可靠的。我們都知道，物質不管是在原始社會還是在當今社會，他都是凌駕於精神之上的。物質的需要，先於精神上的需要。我們可能會因為沒有糧食沒有水而死去，但一般不會因為沒有一本書而死去。史前人類首先要能夠有衣食住行，才能發展繁衍，才能有文明甚至最後的精神文明。人們要有飯吃，才能享受飯菜之外的精神境界。因此，顧城的悲哀，同樣也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悲哀，一種報酬分配不均的悲哀！當一個人窮得只剩下思想時，我們又會發現，善於思考的文人，更是無法承受這樣的壓力。他們會越走越遠，越想越怕，最後，走向另一個可怕極端！

　　今天，當我們在這裡說起顧城的時候，我想，歷史給了文人於悲哀，但文人卻不能自己悲哀；當社會發現文人悲哀，社會也要盡最大的努力調節和反思這種悲哀。有人曾經說過，在一萬個比較成功的文人當中，能夠有成就且享有盛譽的，只有一個。也就是說，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文人，他們是不成功或者不是很成功的。那麼，當一些極少數人成為社會的寵兒時，剩下的那些大多數的人呢？他們往往艱苦地掙扎在生活線上。更有甚者，像顧城這樣出類拔萃、極其頂尖的文人，也會陷入生活困境，除了自我本身之外，社會難道就沒有任何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