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七十一）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一四〇、刺激和痛苦

　　我坐船去武漢開會，因為腎結石，我隨身帶着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我在三等艙的上鋪。逆水行船很慢，我不斷地在艙內跳上挑下，引起腎結石下行卡在輸尿管狹窄處，腎絞痛發作，尿血。我在鋪上強忍了五個小時，實在不行了，就去找船醫。

　　我出示了工作證，並且告訴他我腎絞痛發作，尿血。他說船上沒有葯，我說自己帶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但是他不相信，以為我是吸毒者。我就用他吃完飯的一次性飯盒當場小便，一盒鮮血。他才給我打了針。因為我沒有帶注射器，那時候還沒有一次性注射器。

　　到了武漢，當天晚上又是腎絞痛發作，尿血。我在大會會務組老師的陪同下去武漢醫學院附屬醫院急症，再次注射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

　　會議期間，我發現“中國醫藥生物數學學會”正在發生“政變”。原來的副會長、浙江醫科大學數學教研室主任周懷*教授利用華東分會的強大實力要把方積乾教授搞下來取而代之。會議上兩派對立，鬥爭非常激烈。還有一個原因：中華醫學會不願意接受醫藥生物數學學會作為下屬機構，周懷*就到北京掛靠“全國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即CSIAM）”，成為它的下屬分會。武漢會議就是“改朝換代”，周懷*要當會長。

　　周懷*在上海參加了我的科研成果鑒定會。他幾次來信要我與他合作出書《定量病理學》，而第一作者是他。在武漢會議上，他一直把我列入他的“政變”陣營。但是，我對方積乾教授的功績予以支持，我認為：搞小動作奪權是卑鄙行為，會造成醫藥生物數學學會的分裂。好不容易團結起來搞學術研究，他卻為了個人地位搞分裂，搞陰謀詭計。於是我公開反對這種做法。這是我的正方形性格使然。

　　在選舉分會委員時，周懷*一反會議初期鼓吹我的態度，反對我作為候選人。我的成就是與會代表公認的，結果還是被選為分會委員，並就任財務後勤組副組長。會議上，方積乾教授為了防止分裂進一步擴大，主動放棄會長一職，周懷*就任會長。周懷*就把方積乾“尊”為名譽主任委員（見《數理醫藥學雜誌》1993年第1期P96）。此時，方積乾教授才56歲，身強力壯，正是出成果的豐盛期，這真是一個大笑話。

　　會後，周懷*利用會長職務和常委會、全委會中的多數搞了不少小動作：1。1992年11月30日搞“通信投票”增加兩個常委，誰知道其中的票數是否真實？2。搞突然襲擊開常委會，使得不是親信的常委無法參加會議。3。私自任命親信徐州醫學院數學教研室講師李*為分會“秘書長”。4。再次召開會議，對不是親信的委員不發通知。武漢會議后，所有會議（全委會和學術會）都不給我發通知。連1994年在上海交大召開的第三屆全國生物數學會議、1996年在上海召開的CSIAM學術會議、1997年在上海召開的醫藥生物數學學會會議都沒有給我發通知。

　　但是，周懷*沒有放棄要我“參加”寫書。他不直接寫信給我，而是通過上海醫科大學數學教研室主任孫偉民來信，要我“在近期將編寫大綱寫出來寄給周老師”，“請您將研究成果撰寫成有關章節”。一個純數學老師，沒有任何病理知識，卻要寫《定量病理學》，我不能保證將來出書時作者中有沒有我的姓名。我連信也沒有回。我與周懷*從此就斷絕了往來。

　　從武漢回上海前，我託大會會務組老師到附屬醫院開了杜冷丁和阿托品注射液各一支，以備回程船上萬一再腎絞痛發作，尿血。在船上，我小心翼翼，不敢跳動，總算平安回到上海。回到醫院，我沒有說腎絞痛發作的事，誰都不知道。但是我心中的痛苦更甚。

　　一四一、重要病理個案

　　全國胃癌病理協作組有一個“早期胃癌”課題，要求各醫院按照標準提供病例。胃癌組織僅局限於粘膜層為“早期胃癌”，突破粘膜肌層到粘膜下層就不是“早期胃癌”。所以要求把胃癌病灶邊緣向外2厘米的胃壁全部取材，往往要取材幾十片到一百幾十片。只要有一片的胃癌組織突破粘膜肌層，就淘汰，就不是“早期胃癌”。

　　這個課題的領導人之一就是沈銘昌教授，我積極支持這項工作，提供了許多病例，其中竟然有潘書記的父親。他的胃手術標本，我們一共做了118片胃壁切片，全部都局限於粘膜肌層。按照日本文獻，“早期胃癌”的五年生存率100%，手術后不用做化療。潘書記看了他父親的病理結果，非常激動。

　　這時候，醫院上下才知道病理工作對病人預后的重要性，而且知道病理科工作的艱巨性。最多的“早期胃癌”病例，竟做了160多張切片。而且，一旦發現一張切片中胃癌組織突破粘膜肌層，就“前功盡棄”。但是，只要有“早期胃癌”的可能，我們一例不放過，按照規範取材、製片。一個病例的工作量相當平時一周的工作量。

　　不久，孫副書記的妻子發現直腸癌，雖然位置較高保全了肛門，但是關鍵是癌組織有沒有突破粘膜肌層？病人年齡才四十多，孫副書記焦急萬分。我們取材時也按“早期胃癌”的規範，做了許多切片。可惜，腸癌組織已經突破粘膜肌層。從此，孫副書記這個肺內科醫生對腸癌和病理特殊的關心和重視。

　　不久，紡織局教衛處老處長患病，因為診斷不明，有關科室會診，我也被邀請參加。臨床科室對病理診斷的依賴性越來越大，引起了醫院領導的重視。我就趁機提出了顯微鏡更新換代的問題。以前由於老院長的病理，醫院進了一台進口冰凍切片機，這是全上海醫院中最早的冷箱式冰凍切片機。當時連市級醫院還是CO2冰凍切片機。但是我科的顯微鏡卻還是五十年代的產品，視野小，單筒，用反光鏡作光源，又暗又累。我的左眼視力明顯比右眼差，因為左眼長期看顯微鏡。醫院馬上購置了電光源奧林巴斯雙筒顯微鏡。

　　不久，紡織局對外貿易公司總經理因乳房腫物手術。她是紡織局的財神，從局領導到醫院領導都非常重視。術中冰凍切片診斷是乳腺癌。為了測定預后，我專門為她作了免疫組化測定。對外貿易公司黨委書記給我科送來了出口的牛仔褲作禮物表示感謝。

　　沈銘昌教授說，要領導重視病理科，最好的時機就是大幹部做病理檢查。有一年，上海市委書記生病要到腫瘤醫院作病理檢查。市委書記的秘書在前一天到醫院視察，發現門口的路高低不平，回去彙報后，馬上派來工程兵部隊用速成水泥連夜鋪路。

　　相反，病理科工作人員長年密切接觸有毒氣體二甲苯和致癌的甲醛，申請保健費卻一拖再拖。工廠中接觸苯類的工人五十年代就是甲級保健，即使困難時期也保證鮮牛奶供應，而病理科工作人員卻一直沒有保健費和鮮牛奶供應，直到八十年代末才給乙級保健費。

　　一個醫院，最肥的是設備科、基建科和藥劑科；其次是手術醫生；最窮的是病理科。因為在解放后我國是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醫院經費是不用擔心的。病理科的收費與查大小便常規一樣，做一例僅一角錢，連成本也收不回來，做得越多，賠得越多。病理科號稱“清水衙門”，責任卻特別重大。醫科大學生一般都願意到手術科室工作，沒有人想到病理科工作。

　　在市場機制下，病理科醫生的獎金全院最低。這裡講一件事：1984年5月我參加“全國性臨床醫學中的技術、經驗與思維”學術討論會（昆明）。因為我肺手術后高原氧氣不足，在昆明發高燒住院。會後，大連衛校李加林老師陪我從上海走。在上海老城隍廟小商品市場，我倆各化5元錢給妻子買了一根假紅寶石項鏈：紅寶石是玻璃，項鏈是鋁塗黃色。李老師給我講了自己的遭遇，說明為什麼給妻子送項鏈。

　　李老師妻子是他大連醫學院同學，美麗賢惠。李老師高大英俊，口才學術、組織能力極強，但是父親在解放前夕去了台灣，女方父母堅決不同意這門親事。女同學以死相許，非李加林不嫁，女方父母只得同意。李加林畢業分配在大連衛校當病理助教。他兒子與他一樣高大英俊。不久前，年逾古稀的李加林父親回到大連，被定為高級幹部，原來他是共產黨員。當時，大連只有兩個人知道此事：李老師母親和大連市委組織部一個幹部。因為李老師母親每個月去大連市委組織部領取丈夫的工資。李老師不久就入黨、擔任大連衛校副校長。陳培農老師退休后，李老師是大連病理學會會長。他是副校長，竟然與我一樣窮得給妻子送假紅寶石項鏈，簡直是一個笑話。因為我們的工資只有區區六、七十元。

　　正因為病理科窮，所以這些重要病理個案促使醫院重視病理科，為我們工作增添設備，提供了方便。但是個人經濟效益卻難以改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