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十六）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三十、兩場大病

　　好事多磨，在高考前我生了兩場大病。

　　先是拉痢疾。也不知什麼原因，我腹痛腹瀉，里急后重。一開始拉稀便，後來拉粘凍狀的白色便。一天最多拉26次。因為里急后重，常常剛從馬桶上起來，又要拉稀。到醫院看病，害怕拉在褲子里，就在褲衩里墊了草紙。那時候手紙是黃色粗糙厚實的草紙。開了葯回家剛進門，區防疫站醫生就跟蹤而來，告訴我們怎麼隔離消毒。除了飯前便后洗手，食具、便器分開，我的大便還要用漂白粉（免費提供）消毒，馬上倒入弄堂里的化糞池。

　　由於腹痛，吃不下飯，而且因為腸子粘膜脫落，醫生叫我只能吃稀飯。十多天下來，我骨瘦如柴，有氣無力。我躺在床上複習功課，累了就閉一會眼休息。我驚奇地發現：躺着思考時，思路特別清晰。從此，我就養成一個習慣：每次寫文章都躺在床上，反覆思考，尋找靈感，打好腹稿，起來在紙上寫出提綱。第二天寫草稿。過一段時間反覆修改，定稿，複寫留底。我還發現：寫好草稿馬上修改，很難發現問題。過一段時間再看，就會發現許多毛病。而且這種暫時擱置后的修改，一般要反覆幾次。

　　拉痢疾治癒后，我對考大學已經很淡漠。一個人從鬼門關遊盪后，還會在意什麼？返校取准考證時，我發現“未遂乾媽”在學校門口，不知她知不知道我生病及心中對考大學的淡漠。班主任專門找我談話，關心我的身體，鼓勵我不能放棄高考，還問我：有沒有困難？不知這是不是“未遂乾媽”看到我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特別關照班主任這麼做？

　　我的高考試場在上海交通大學，我從來沒有去過這麼遠的地方，也不知怎麼坐車，就詢問了班主任老師。三天高考，上、下午各一門課，酷熱天怎麼帶午飯？老師給我一個信封，裡面是錢：“這是黨支部給你高考時用的。不要辜負老師（沒有說“學校”）的殷切希望。”不知道這是不是“未遂乾媽”的心意？我流下了熱淚，表示：一定好好考。

　　高考前兩天的中午，我突然寒戰，面色蒼白，口唇發紺，酷熱天捂了三層棉被還冷得發抖。過了一段時間體溫迅速上升，面色潮紅，皮膚乾熱，煩躁不安，到醫院急診，體溫到達40。5℃，驗血確診是“瘧疾”，開了葯，又打了一針。接着又渾身大汗淋漓，體溫漸漸恢復正常。晚上，人好像昏昏沉沉，沒有吃飯就睡了。可是，第二天就好像沒有事了。

　　高考第一天中午，剛吃完午飯，我又突然寒戰高燒，頭痛難忍，昏昏沉沉。下午考作文（那一年語文只考作文），考題是《一件難忘的事》。我用清涼油擦太陽穴，冷水毛巾捂前額，艱難地寫文章。等到交卷子站起來，我雙眼漆黑，頭暈得站不穩，手“摸黑”扶着一排排課桌前進。交完試卷，一個不相識的同學扶我到院子里。我坐了一會，考生已經走完，就慢慢向車站走去。車站上還是人山人海，不知何時能上車？

　　我想另找別的公交車，就沿着華山路慢慢向前走。突然看到“康平路”的路牌，就去找阿姨家。誰知，這是康平路西頭，阿姨家在東頭，走了整整一條康平路。阿姨上班不在家，保姆認識我，給我喝了一杯熱水，告訴我公交車站位置。這裡的公交車很空，我就回家了。到醫院急診，體溫40。6℃，又打了一針。醫生叫我繼續按原來的處方服藥。

　　第二天高考中沒有發病。第三天中午又發病如初，下午的考試又在昏昏沉沉中進行。六門課，二門受病魔影響，我也不知道後果會怎麼樣，聽天由命吧！從畢業到此時，關於高考，父母從來沒有問過一句話。直到我收到錄取通知，才給我準備入學報到需要的新臉盆、新毛巾、新牙膏、新肥皂盒，而新棉衣給了二哥，其它都是舊的。因為通知上規定：只需隨身衣物。此時，二哥與李家女兒高考還沒有任何消息。

　　現今高考，家長從孩子幼年就做了準備。高考幾天，整個社會好像都是特殊的日子。考場外，家長人山人海。趕考坐出租車是普遍的，連警察、警車參與的新聞也常見之報端，真是天壤之別！其原因除了獨生子女金貴外，社會上的就業趨向一致是主要因素。那時候，考上大學與當工人就業之間的差異不大，當工人還是領導階級，十分光榮，還多4-5年工齡和收入。現在，工人，尤其是力工，城市戶口的青年是不屑一顧的，全是農民工的市面。

　　時代在變遷，但是歷史的總趨向是什麼呢？難道將來人類消滅體力勞動？馬列主義理論還是唯一的解答：即使到共產主義，體力勞動還是存在，只不過“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只是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分。看來，人們的思想境界連社會主義“按勞分配”還沒有達到，差得遠吶。

　　三十一、專業教育

　　1962年8月21日我到南市區教育局門口報到，軍車把我們送到二軍大海醫系。在車上，我發現“未遂乾媽”也來了。文建中學兩名考生都被錄取。她是代表學校來的呢，還是專門送我的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依稀看到她落淚。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入學就是參軍，我原來根本沒有想到。對於參軍，我竟有三點不合格：年齡不足18周歲，身高不足1。55米，體重不足90斤。入學第二天體檢複查，我的體重已下降到78斤，這是兩場大病的結果。體檢醫生大為驚奇，但是學員隊李助理員（即招生的軍官，中尉）說：“沒有關係，要不了多長時間就長高長胖了。”同學中，與我同齡的還有。他們不是上學早，而是“中學四年一貫制”試點的產物。當然，大多數同學比我大1-3歲，有的個子有1。8米。我在班中又是最矮小。系主任翟盛（上校）、學員隊丁敬誠大隊長（中校）、教導員趙敏（少校）都和藹地叫我“小同志”、“小鬼”。

　　對於軍人，我最初是在上海解放時聽說。那一天我們在曬台上聽遠方“隆隆”的炮聲。有鄰居去南京路看路邊躺着露宿的解放軍。高中時，三個同學光榮參軍，現在想不到我也參軍了。對於打仗，我只是在“二六轟炸”時聽說。1950年2月6日中午，台灣國民黨空軍出動飛機17架，分四批輪番轟炸上海市區，主要目標是上海楊樹浦發電廠、閘北水電公司、滬南水電公司等設施，共計投擲重磅炸彈六十餘枚，炸毀房屋一千多間，市民傷亡人數達一千三百餘人。我鄰居的女兒被彈片炸傷，留下一個大疤。此前，上海經常拉空襲警報，居民一律關燈，躲到底樓安全處。上海經過多次轟炸，損失慘重。後來抓獲了特務羅炳乾及其電台，就在福佑路362號。1962年又是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鄰居竟有人對我參軍胡說什麼：“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我沒有理他。

　　那時候高考分一類理工、二類醫農、三類文科。我們100名同學只有4名原來是考文科的，其餘都是考理工的，竟沒有一個是考醫農的。眾所周知：考理工科的學生都是數理化成績好的，不願意死記硬背的，而學醫主要是背書，一學期就要背幾本書，六年共背38門課。這個彎如果轉不過來，學習是不會好的。所以，學校就用整整一個月搞“專業教育”。這對於我印象深刻：革命人道主義、愛護傷病員、獻身軍醫事業、做醫學教授……這些是以前從來不知道的。尤其是愛護傷病員的教育，指引了我四十多年的醫學生涯。

　　翟主任說：“病人情緒不正常是疾病造成的。醫生要和藹熱情、一絲不苟。遇到病人發火、打罵，也要一如既往地熱情認真診治。”“查病房時不準坐在病人床上。每次檢查，要用手捂熱聽診器，決不能用冷手觸診摸肝脾。”“對於醫學，必須老老實實，來不得半點虛假和驕傲。”……這些都成為我的職業座右銘。

　　職業，究竟是謀生的工具還是事業的載體，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僅僅是謀生的工具，就會以權謀私，在服務對象身上榨取油水。如果是事業的載體，又把它融入民族、國家的利益，就會兢兢業業、兩袖清風。現在的職業道德教育是應該好好整頓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