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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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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人生(二十七) 標籤:人生不設限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五十二、形形色色

  文革中,許多同學談戀愛,包括黨員,甚至是領導最得意的學員。有些在領導眼裡“老老實實”、“積極聽話”的同學,實際上最不老實。例如:高文*(黨員學員)的女朋友是長海醫院的,外號“老實人”的葉似*(黨員學員)的女朋友是長征醫院的。

  臨畢業時,一切都暴露無遺。有的同學收到女朋友畢業到外地報到的“平安電報”,有的公開帶女友招搖過市,有的與女友同進同出,甚至有的瞞着部隊私自結婚、生子。按規定,軍人結婚必須經部隊政審批准出介紹信,地方民政部門才予以登記。但是,文革破壞了一切,亂了套。

  我們海醫系一律是男生,可是學校里軍醫系、藥學系、護校有女學生;附屬醫院有女護士、女職員;學校有女職工。四大開展后,群眾組織以觀點劃分,把一切都混雜在一起。加上大串聯,與地方院校、群眾組織混雜在一起。學校女同學有同居的、懷孕流產的,而學校各級領導都靠邊站了,有誰管得了?四大中我還是堅決不談戀愛,畢業前卻草率處理自己的終身大事。這是文革特殊狀態中的悲哀。

  同學中的戀愛故事真是形形色色,甚至有的還令人笑痛肚子。

  畢業分配時,同學江*(黨員學員)找我談了兩件事:

  1。班級中許多同學恨高文*,他組織幾個同學想揍高文*,徵求我的意見,希望我參加。我勸說:“要文斗不要武鬥。高文*參加紅旗,這是他的觀點所致。揍他就能改變他的觀點?就能改變他的性格、思想?現在臨畢業,以後各奔前程,讓他在工作中去改造世界觀吧!今後遇到,還是校友,何必呢!”江*覺得我說得有理,就放棄了原來的計劃。至今,高文*還不知道曾經有被揍的危險。後來,我路過煙台,還到他工作的海軍407醫院五官科看望他,並且在他那兒吃過飯。高文*在文革中認識長海醫院的護士,後來結婚,有兩個孩子。

  二軍大從西安回上海后,他妻子回到上海,高文*調到二軍大海醫系的教研室,後來又調到學校本部,是生理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從事聽生理和耳毒性研究二十多年,是國家政府特殊津貼享受人員,海軍第五屆醫學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美國ARO協會成員,上海生物物理學會常務理事。

  2。江*臨畢業時,兩個二軍大護校學員向他求愛。他問我:“怎麼辦?這兩個人像親姐妹一樣好,是同班同學。”我說:“要想不傷害另一個,唯一的辦法:誰先提出,就選誰。哪怕是早一分鐘。”“老於頭(外號)先提出,但是她身體不好。小鬼頭(外號)晚一天。”“身體不好可以治療,心病可就難治了。否則,她們兩個就成情敵,後果不堪設想。”結果,江*與老於頭結婚。兩個同學還是友好如初。後來我回上海還帶著兒子去江*家拜訪過。

  最可笑的是那位葛就*。1959年入伍,在陸軍當戰士。1961年保送入二軍大海醫系。留級到我們班,成績真是一塌糊塗。小組裡派同學幫助他複習,他“嗯,嗯”,思想卻在天涯海角。考試不及格,補考還不及格,教員就陪他再補考,一邊講一邊答題,總算避免第二次留級開除。假如不搞文革,後面的學習怎麼過關?1967年實習時,又是醫療事故的參與者。

  入伍前他有個農村對象。到二軍大讀書後就出了情況:姑娘年齡越來越大,在農村成了老姑娘;而葛就*卻想在上海另找。他姑媽在上海工作,給他介紹了一個紡織女工。正好是實習期間,兩個人已經談婚論嫁。女工提出:“我從小父母去世,由哥哥撫養大。哥哥孩子多,生活困難。我們結婚後要負擔哥哥的生活。”老葛(已經28歲,比我大6歲)不會說話,隨口說:“這我不管的。”原意是不影響兩個人關係,女工以為他不願意,就生氣離座離開。事後,經他姑媽再三解釋,女工就是不幹,黃了。

  這些事都是兩個一起實習的同學盯梢后,逼老葛交代出來的。他們等老葛回醫院,躺在床上說老葛在***地方約會,到***飯店吃飯……,他們還把從老葛枕頭下翻出的“情書”,在大家面前背誦,在同學中成了一段笑話流傳。

  畢業后,老葛與一大群同學一起到青島北海艦隊幹部部報到。因為海軍招待所安排不開,被安排住在附近的旅館。旅館的那位女服務員招待十分殷勤,老葛蠢蠢欲動。同學們就天天拿老葛開玩笑。有時候還當著女服務員開老葛玩笑。

  分配方案公布后,大家各奔前程。老葛被分配到某驅逐艦上當軍醫。此驅逐艦一直是海軍的先進單位,好不容易爭取到一名大學畢業生,非常重視,不但隆重歡迎,還計劃發展他入黨,希望他長期在艦上工作。老葛呢,立即提出回家休假,其實是去旅館找女服務員談情說愛。驅逐艦領導考慮到他在上海讀書,批准他回老家休假。

  老葛在青島混了一段時間,回家去“處理”原來的對象。回部隊后馬上提出要結婚。艦領導立即進行外調,但是那位女服務員的父親是原國民黨的將軍,政審通不過。老葛態度十分堅決:不批准結婚就轉業。艦政委苦口婆心勸說,還告訴他,婚姻問題不用擔心,領導會努力幫助解決的。老葛堅決不幹。艦領導開會艱難地決定:同意老葛轉業,並報上級批准。宣讀上級文件時,老葛卻痛哭流涕,堅決不肯轉業,可是已經無法挽回。老葛結算清楚后,到旅館找那位服務員,說了事情經過。女方的家長極其感動,同意女兒嫁到農村。老葛在女家住了一段時間,告別女方說:“我安排好工作就來接你。”可是,老葛回家后再也沒有去青島,他被分配在浙江金華某縣醫院工作,在老家結婚了。

  其他同學中還有更離奇的、更荒誕的,但都不如老葛的可笑。這些事情似乎與我的生涯無關。我只是顯示,當時我們在畢業時思想非常混亂,對前途、事業、婚姻等等問題十分迷糊,干出了一些可笑的傻事。我也如此。所以,我常常想:我們的學校應該對學生進行前途、事業、婚姻等等問題的教育,尤其是大學,不能只管知識和專業教育。學生進入社會是一個極大的轉折,要處理自立、婚姻、職業、人際關係等等大事,也要讓他們把自己與單位、社會、國家的關係擺正,要遵紀守法,不能以自我為中心,唯利是圖。

  五十三、想不到

  到了大連,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完全令我們想不到:

  1。我們被分配在海軍403醫院,而那些分配到三大艦隊的同學,沒有一個到醫院工作的。上級指示:大學生一律到基層工作,必須在海軍重新站隊。

  他們在基層不是當醫生,而是當戰士。我的好友王*徽在安業民連當炮手。俄語班一名同學在高炮連當戰士七年,直到後來以戰士複員回家。義務兵服役也沒有這麼久的,原因是在海軍重新站隊中表現不好。三個艦隊中,最左的是北海艦隊,其中又以旅順基地最亂。像這樣以戰士複員回家的同學有一大批。後來落實政策,他們到北京海軍幹部部辦理按幹部轉業的手續。也補發了轉業的經濟差額。可是,許多同學都在上海的工廠衛生所工作直到退休。可惜了!這些高材生。

  海軍403醫院是海軍工程學院的“附屬”(代管)醫院,我們與海醫61級3名同學孫尊*、王保*、陳火*一起分配在403醫院。我與孫尊*在傳染科;陸宗*與陳火*在外科;鄒森*與王保*在內科。此前,海醫60級的溫德*畢業分配在內科。假如在我們畢業時就知道這個信息,3個大連海軍工程學院名額就都來搶了。我就不知分配到何方了。

  2。海軍工程學院兩派各佔一棟大樓,雙方都荷槍實彈,氣氛萬分緊張。醫院內兩派也是如此。內外科大樓有武裝站崗,傳染科也是衝鋒槍把門。大連市內武鬥更嚴重。這都是江*提出“文攻武衛”的惡果。

  3。海軍工程學院中派性十足,紅團佔優勢。幹部處幹事張秉*實權在握,問我們六人在二軍大屬哪一派,說我們是“犯了錯誤的造反派”,要我們到醫院後站在紅團一邊,不要再“站錯隊”。我說:“現在毛主席號召大聯合,兩派都是革命群眾,再搞站隊是錯誤的。搞武鬥更加錯誤。”張秉*大發其火,所以我被“欽定”分配到傳染科。因為傳染科是一邊倒的紅團,黨委委員、科支部書記、教導員宋捷*就是公開的紅團派。

  面對醫院的武鬥局面,我們商量對策。按規定,大學生畢業有一年“當兵鍛煉”,早晚都跑不掉,不如現在就去,可以躲過武鬥。於是我們打報告申請。醫院請示學院幹部處,張幹事就批准了,但不讓我去,說我剛手術,實際是叫我在醫院的“槍林彈雨”中重新站隊。

  送走他們四個(孫尊*家中電報,老婆生孩子,回徐州了),我也打報告探親。張幹事不同意,對醫院李副院長說:“剛從上海來,又拖延報到時間那麼長,探什麼親?”李副院長心中有個小九九,要我回上海到五官科醫院聯繫女兒眼睛手術(後天性雙盲),就說:“反正兩年一次探親假,早給晚給一個樣,就放他去吧。”好說歹說,張幹事終於放我走了。

  探親回院,兩派武器都收繳了,形勢好多了。醫院有意安排我在集體宿舍與外科王澤*醫生一個屋。他是醫院紅團頭頭之一,給我講了海軍的事情,要我參加紅團。我想,在傳染科不參加紅團怎麼工作得下去?再說,我與醫院的人無冤無仇,何必“再站錯隊”呢?宋教導員也對我很熱情,要我負責科室黑板報,內容完全是文革,而且是海軍的文革。

  晚上,我問王醫生:“你們哪裡來的槍?聽說是搶槍搶來的。難道軍隊軍火庫不自衛?”“上面發的。什麼搶槍?約好了時間、地點,去卡車拉。拉完,軍火倉庫上報,發生搶槍事件。他們革總是到陸軍軍火倉庫‘搶槍’,一碼事。你回上海期間,有一天晚上醫院兩個樓發生武鬥,打了不少子彈,還扔了手榴彈。”

  那時候,大連市武鬥也激烈。1968年4月3日,大連飯店發生武鬥事件(又稱“四·三事件”),飯店第7層樓被燒毀,1人致死,3人致傷,直接經濟損失達13萬元。據不完全統計,自1967年8月至1968年5月,大連市工廠企業因武鬥停產,造成經濟損失達10億元之多。“四·三事件”經過:“革聯總部”下屬大連染料廠“2。24兵團”搞突襲,攻入大連飯店“工總司”總部,把正在開會的工總司頭頭們抓了起來,結果又被“工總司”圍困在飯店頂層。激戰中“工總司”點着了樓頂的油毛氈。“革聯總部”工礦車輛廠“鐵血聯軍”衝進大連市軍管會大院,把已經上交封存的幾輛土坦克開過來解圍,救出那些突擊隊員。雙方都動用了機槍,“土坦克”還動用了大口徑高射機槍。武鬥中,“工總司”頭頭李*堯身亡。

  剛到大連時,街上常常有“土坦克”:解放牌卡車四周裝上鋼板,除了一般武器,車上還裝備高射機槍,十分嚇人。因為大連陸軍、海軍各支持一派,我們上街不敢穿軍裝,唯恐遇到“土坦克”喪命。有一天我去同事家,路上遇到“土坦克”,趕緊躲進商店。

  這麼多“想不到”,最大的還是分配到醫院工作,我們有了業務技術發展的希望,心中打消了轉業的念頭。可是環境如此,尤其是醫院內派性嚴重,每天上班還要防備對方武鬥人員挑釁。有一天,一群膀大腰粗的海軍工程學院職工(非軍人)來醫院,把紅團一名頭頭孟繁*(非軍人)打得頭破血流。還好,他乘機逃進傳染科躲起來,沒有被搜着,否則生命難保。圍打時,我親眼目睹。孟繁*自稱是紅九團團長(海軍工程學院紅團有8個團,醫院排老九),打手們對周圍的人說:“這是殺雞給猴看。”

  在這種環境下,怎麼搞業務?我陷入深思。但是我想,這種混亂局面早晚會結束。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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