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三十二）

　　坎坷人生

　　——正方形性格和真實八十一難

　　陳宣章

　　六十二、反革命集團案

　　金院長排了醫院紅團頭頭的名單，重點確定是孟繁*。紅團的其他軍人，許多被列入第一次“清洗”名單：主要手段就是轉業，理由是丈夫在地方工作。而王淑*這樣的人卻一直留用，甚至“革總”的女軍人反而把地方工作的丈夫從外地來隨軍，分給房子。

　　孟繁*這個人在被一群打手毒打時“英雄不屈”，當時另一個炊事員王*傑跪在地上叫“爺爺”磕頭，而孟繁*被打倒後站直了再打倒。後來滿面鮮血，就假死不動，乘打手停手之機，他突然跳起來逃進傳染科大樓。

　　傳染科大樓在解放前是個日本人的旅館，建築在山坡上。正面看是三層，底層是病號灶大夥房和倉庫，鍋爐房，炊事員大午休室。後面上坡是兩層，三個門進，每個門有樓梯上三樓。二層、三層又是左中右三個單元都相通的。孟繁*逃進大樓到三樓，從護士辦公室窗戶跳出，藏在陽台上。打手們不熟悉大樓內結構，一個個房間搜。因為大多是傳染病房，打手只是進每個病房、辦公室看一下，沒有搜到就以為孟繁*從別的門逃走了。孟繁*躲過一劫。

　　據說：孟繁*被金院長關起來審訊時，為了坦白從寬，“主動”交代了參加反革命集團並且擔任“宰相”一事。金院長一聽，意外收穫，親自出差去浙江。

　　海工搬遷時給醫院留下一輛救護車，司機姓施，浙江戰士，矮個小白臉。據金院長公布：此人自稱受神仙指點，有本“天書”，不但有治國安邦的天條，還有神方吃了長命不老、百病不得。他先用神方騙人，再宣傳“天下大亂后要天下大治”，要“改朝換代”，物色門徒。醫院上到副院長，下到炊事員，許多人吃過他的神方。連一些老醫生也受他騙，尤其是住集體宿舍的人，大多吃過他的神方。但是，只有野心勃勃的孟繁*被發展入神會，作了他的“宰相”。他自封“皇帝”。其他吃過神方的人對他的反動宣傳不相信，也沒當一回事。

　　這個“皇帝”曾經兩次到我家攀老鄉，宣傳神方。我不相信神方，對他說：“世上沒有包治百病的神方。醫學講的是科學。”我還叫他利用服役當兵期間，多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以後復原回家當個幹部。他就再也不來了。

　　金院長親自押送施**到浙江，去落實“施孟反革命集團案”。施在農村發展的幾個成員都被逮捕入獄。孟繁*定性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因主動交代揭發而寬大處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在醫院就地勞動改造。

　　金院長到浙江期間，發現當地做的粽綳床便宜、實惠，就帶了幾個師傅回醫院做了一批粽綳床。因為他想擴大醫院，想用粽綳床換醫院家屬宿舍和集體宿舍的單人鐵床。當時醫院裡，他是一個人說了算。在全院大會上，他點名批判副院長吃神方，也經常指名批評不同意見。弄得院領導中誰也不說話，由他一個人去搞。

　　1976年醫院整黨，改選黨委，除了與金院長（兼黨委書記）搭夥的洪副政委外，其他黨委委員終於有了發言的機會，都一致反對他的“一言堂”。金院長當場腦溢血，拉去陸軍醫院搶救（他不敢在本院搶救），留下了偏癱的後遺症。

　　醫院領導班子更新后，金立*柱着拐杖一瘸一瘸來醫院看病，許多醫生、護士對他吐口水，指着鼻子罵。我不知道孫尊*醫生為什麼也如此激烈，難道金立*也曾經整過他？有的醫生拒絕給他看病。但是我認為，現在他是病人，作為醫生怎麼可以這樣？

　　文革結束后，醫院傳達文件，“施孟反革命集團案”經浙江省法院重新審理核實，給予平反。所謂的“皇帝”、“宰相”等等都是逼供信的結果。但是，沒有提及神方。

　　“施孟反革命集團案”雖然是孟繁*的個人行為，卻“證明”了紅團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操縱”。但是，大家心照不宣，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我慶幸，讀馬列還是有用。此事與我毫無關係。

　　六十三、勞動改造開始

　　1972年秋冬交界時，金院長說我沒有下連隊鍛煉，就叫我燒一個冬天鍋爐。北方冬季取暖，病房大樓是鍋爐暖氣，住家是煤爐煙囪取暖。

　　往年，內外科大樓鍋爐由管匠楊德*燒，傳染科大樓鍋爐由管匠楊佳*燒。因為以醫院大門為界，楊德*管東半院管道，楊佳*管西半院管道。燒暖氣季節兩個楊師傅各帶一個臨時工。這一年，我和溫德*醫生燒傳染科的鍋爐。內外科大樓鍋爐仍然由工人燒，因為這個鍋爐房離煤場、爐灰場近，而且沒有上坡。

　　從11月初到3月底，每天工作3：30-9：30，15：30-21：30，沒有休息日。上班后關上鍋爐門，再從院外煤場拉兩車煤卸在鍋爐房內，每車1000斤，還有上坡。鍋爐着起來后，定時加煤。每鐵杴煤20多斤，要均勻扔進爐膛。等病人就寢或起床后出爐灰，壓火。兩車爐灰要拉到院外的爐灰場。我們每天兩身臭汗，天天洗澡。洗的衣服晾在鍋爐房，很快就幹了。

　　我們倆整天穿個破工作棉襖，一點都看不出是醫生。因為重體力勞動，飯量大增，醫院把我倆定糧按戰士標準發，但是粗糧比例就多了。幹部定糧38斤，70%細糧；戰士定糧45斤，50%細糧；在編職工定糧38斤，50%細糧。我在結婚前因為吃粗糧不習慣，得了胃潰瘍，曾經胃出血住院。那時，單身幹部吃食堂，與在編職工（後來又有了戰士）混吃。食堂炊事員自己只吃細糧，還要偷細糧回家，所以三餐是二粗一細，或者是粗細混做（二米飯）。結婚後領糧證自己去糧店購買，妻子照顧我一直只吃細糧。這時只能加粗糧吃了。唯一的辦法是苞米面里加黃豆面做“苞米餅子”，還能咽得下。

　　燒鍋爐結束沒有多久，我和溫德*醫生、內科陳允*醫生去盤錦海軍農場種水稻。陳允*醫生文革中參加“革總”但表現不堅定。此人內向老實，話非常少。他是1947年兵，準備提升為內科主任。我們與戰士一樣幹活：1。挖進水渠、出水渠。當時，地是凍土，十分堅硬。我胳膊力氣小，只能用肚子頂鐵杴把，結果引起痔瘡而且併發便血，還影響了我一生。2。挑秧：從來沒有挑怎麼重的東西，把雙肩壓腫了。挑少了不夠他們插的，就叫我去插秧。每兩個人一組，用尼龍繩拉線，對插。戰士都是農村兵，插得快，他在等我的時候可以直腰休息。我則永遠沒有休息。從天未亮到天黑，只有吃午飯時能在田裡坐着。回到營地，白米飯、紅燒肉（只有插秧的幾天才吃）放在面前也不想吃。躺在地鋪上爬不起來，腰像斷了一樣。以前吃大米飯從來不知道插秧的艱辛，所以從此我是米粒掉地，撿起來用水沖了吃掉。我真正體會到：“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盤錦海軍農場勞動期間，天天穿高筒水鞋。凍腳不說，地里的蘆葦茬子常常扎穿水鞋底或水鞋幫，造成足部受傷。農場有膠水和工具，放工回來天天有人補水鞋。

　　陳允*有潔癖，曾經在醫學院讀書，自從讀了《微生物學》，就得了“恐菌症”。回家開門要用手紙墊着，唯恐門把上細菌污染手，開門后把手紙扔掉。他生活上處處如此。

　　在盤錦海軍農場時，一律是簡易房、睡地鋪。房內的取暖鐵爐燒天然氣，24小時不關。老百姓也家家如此。因為旁邊就是盤錦油氣田，天然氣一律免費。火災在盤錦是常事：天然氣管道經常需要檢修，廣播通知大家關掉天然氣。但是許多家裡沒有人，等到恢復供氣時，房間里充滿天然氣。這種原始天然氣無色無味，一旦遇到火星，那怕是電燈開關開燈，就是爆炸起火。我們下田勞動遇到此事，農場值班人員就一個個取暖鐵爐檢查，關閉閥門。

　　盤錦海軍農場螃蟹多，黃鱔多，蘆葦多。但是食堂人員不去抓，也不吃。我們抓來卻無法吃。除了插秧的幾天吃白米飯、紅燒肉，平時只有粗糧和蔬菜，因為這是戰士灶伙食。食堂散養的許多雞、鴨、鵝，這是場部的財產。有些雞跑到我們被窩邊下蛋，也沒有人管。戰士就用漱口杯煮了吃。農場秋季割蘆葦賣錢，比種水稻收益還要高。

　　盤錦海軍農場原來是各部隊戰士提干、入黨前的“鍛煉”場所。像我和溫德*這樣“勞動改造”的是首次。農場場長說：“我們這裡的共產黨就是勞動黨。誰勞動好，誰就入黨。”這些戰士都是各部隊選上來的苗子。

　　在農場我結識了兩個人，後來的敘事中還要提到。一個是旅順基地大連供應站的政治幹事夏康*，後來調到403醫院升任政治處主任；一個是農場衛生所醫生范忠*；後來調到旅順基地衛生處任助理員。

　　夏康*與我談得來，天南海北，馬列毛著。有一天，他向我嘆苦經：他在大連工作，人又長得帥，許多人給他介紹對象，都被江蘇農村的老娘一票否決。老娘在農村給他找的對象已經留在家裡一起過日子了，就逼他回家結婚。他沒有辦法，就結婚了。他妻子是農村婦女，長相較差，當然對他很好。結果老娘看見就不高興了，說“媳婦就是伺候婆婆和傳宗接代的”，對媳婦處處為難。他回部隊后，婆媳關係一直不好，來信總是訴說此事。他在部隊，鞭長莫及，就患了失眠、高血壓。他問我怎麼辦？我說：“隨軍。分開了就沒有矛盾了。隨軍后，部隊會給她在大連安排工作。你在大連安家，老家用錢擺平。”他回大連就這樣干，失眠、高血壓也好了。後來他常去醫院找我。我小姨子找對象時，還是他介紹的。

　　盤錦海軍農場勞動結束，醫院領導在全院大會上大肆表揚陳允*，說溫德*也不錯，說我還可以。可是，陳允*當主任的事卻黃了，而是提拔“鐵杆革總”袁生*醫生當副主任。據說是因為“革總”的幕後軍師說，陳允*業務技術不如袁生*。陳允*的確不行，但袁醫生也不怎麼的。1968年我胃出血住院時，他的妻子腹痛住院收在袁醫生自己管的病房，被診斷為急性胰腺炎。晚上我在辦公室看報紙，袁醫生就叫我看看他妻子的病歷，徵求我的看法。我說：“血、尿胰澱粉酶都正常，決不會是急性胰腺炎。不應只從內科病考慮。”我又不能去給她體查，就回自己病房了。當天晚上他的妻子就休克了，作為內科負責醫生的袁生*竟不通過領導私自打電話到附近部隊，招來一卡車戰士作血源給他妻子輸血（輸血要血型交配試驗，不是人人可以供血）。這時他才想到內出血請婦科醫生會診。婦科醫生馬上想到宮外孕，一問果然入院前曾經有三角形的蛻膜流出。這是宮外孕的明證。打開腹腔，全是鮮血。袁生*夫妻兩個都是老醫生，竟出如此洋相，他妻子差一點丟了生命。我同學鄒森*因為業務上總是提不同看法被他排擠走的。

　　我們有些幹部，搞生產不行，搞科研不行，搞管理不行，使用幹部不行，但是整人有的是辦法。他們自己出身勞動人民卻輕視勞動，鄙視勞動，總是把“勞動”作為整人的手段，美其名曰：“改造世界觀”。1975年我打報告申請轉業，洪副政委在全院大會上說：“解放軍是個毛澤東思想的革命大熔爐。陳宣章打報告申請轉業，這怎麼行呢？他是沒有改造好的臭知識分子，我們就不批准。他什麼時候改造好了，我們就什麼時候批准他轉業。”

　　一個政工幹部，連“人的世界觀改造是一輩子的事情”都不知道。一個人蓋棺定論，哪裡有世界觀已經改造好的人。參加革命幾十年，最後反革命的人還少嗎？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張國燾、向忠發、顧順章這樣的人。那些革命多年，後來腐敗的幹部還少嗎？“權力不用，過期作廢”，乘退休前大撈一把的幹部還少嗎？

　　毛澤東說得好：“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的有益於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於青年，一貫的有益於革命，艱苦奮鬥幾十年如一日，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呵！”

　　從唯物辯證法看，如果一個人說自己的世界觀已經改造好，不用再改造了。那麼他已經違背了馬列主義。我感到：種種“勞動改造”對我的世界觀改造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唯一遺憾的是，這些年頭如果用在醫學研究上多好啊！就在這種環境下，我1973年開始在醫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到2005年退休，我共發表94篇醫學論文，參加編寫五本醫學書。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