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治本與治標”

　　閑話“治本與治標”

　　陳宣章

　　治病有對因治療與對症治療之分。前者用藥目的在於消除原發致病因子，徹底治癒疾病；後者用藥目的在於消除疾病癥狀。前者在治療醫學和預防醫學均具有更重要意義，但兩者之間往往無嚴格界限。從中醫角度講，稱為治本與治標。治標與治本是辯證關係，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缺一不可。一般來說，對因治療比對症治療更重要。治標為治本創造條件；治本是從源頭上治理。治本是治標的根本所在，不治本光治標，治標就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治標可以創造治本的條件，治本可以鞏固治標的成果。所以要標本兼治、綜合醫治。

　　常人有幾個誤區：1。中醫治本，見效慢；西醫治標，見效快。其實，中醫與西醫都有治本與治標。一副中藥中，君、臣、使、佐，功能各異，兼治本與治標。西醫也注重治本，闌尾炎手術就是治本。2。急性病找西醫，慢性病找中醫。許多慢性病的病因已經研究清楚，西醫治療可靠；有些急性病被西醫下結論為“不治之症”，反而被中醫治癒。例如：小兒急性肺炎，已故老中醫蒲輔周就有一手。許多被西醫下結論為“不治之症”的小兒急性肺炎，蒲老只用幾味常用中藥就治癒了。我太太董桂英曾經在《中西醫結合雜誌》發表過一篇論文，用高等數學分析研究蒲老治療小兒急性肺炎的用藥規律。3。中醫是樸素辯證法，西醫是機械唯物論。醫學已經發展到分子醫學的深度，這些都是辯證唯物主義與自然辯證法的功勞。中醫有歷史局限性，西醫也是不斷發展的。某些中醫停留在“湯頭歌”的水泡，顯然是不行的；某些西醫思想僵化，也是不行的。4。中醫是整體觀念，西醫是“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中醫調理強調整體，這是公認的。但是，中醫治病有八綱辨證、五臟六腑，也有側重。西醫從左肩痛（專有名詞“涉及痛”）想到心臟供血不足，從黑便想到上消化道出血，從鼻衄不止想到凝血功能障礙等等，都是整體觀念。5。把醫學與某些醫生混為一談。中醫與西醫都有庸醫，他們不代表中醫與西醫的科學。即使是醫療界的某種風氣，也不代表中醫與西醫的科學。

　　一個病人久治不愈有幾種情況：診斷不正確、治療不恰當、疾病較頑固、科學尚無奈。對於具體病例，則還有醫德、醫術、條件、心理等等因素。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曾經遇到一個病人，長期被診斷為“胃病”。當時還沒有胃鏡檢查技術，僅憑癥狀收住院。那時候，入院有三大常規檢查。除了輕度貧血，檢驗科一位老檢驗師工作很仔細，大便發現幾個鉤蟲卵。這引起我的注意，於是作大便潛血試驗陽性。我停止了“胃病”治療，改為驅除鉤蟲治療。服用驅鉤蟲葯前三天，我給予無渣飲食；服用驅鉤蟲葯后三天，病人留全部大便。我每天用生理鹽水泡全部大便，輕輕把大便捏碎，成為懸混液，用紗布過濾，共找到32條鉤蟲。經檢驗科鑒定：均為十二指腸鉤蟲，2雌30雄。治療后，病人臨床癥狀消失，血色素恢復正常。按照臨床治癒標準：“經徹底治療后，2個月內不發生臨床癥狀或體征，以及糞便檢查無蟲卵即為治癒。”我考慮到雄鉤蟲不產卵，給予複查大便潛血試驗，2個月內均陰性，才放心地讓他出院。從自然辯證法看問題：糞便檢查無蟲卵，不等於無寄生蟲感染。糞便檢查無蟲卵還有一個問題：檢查糞便的量很少，常常會假陰性。一個被誤診為“胃病”的病人，因為確診而治癒了。

　　1981年春節，我自己因胸痛住院。X線攝片診斷：左側肺炎。經青霉素、鏈黴素治療兩周，無效。去大連醫學院做X線斷層攝片診斷：左肺癌，直徑5。5厘米。我自己是醫生，有三個問題值得懷疑：兩周來一直午後低燒，五心煩熱；左肺腫物四周有大片浸潤；我在傳染科工作十年，有明顯的結核病接觸史。我與管病房醫生商量，決定：1。服用雷米封作診斷性治療；2。每天查痰癌細胞、痰結核菌。我的觀點：如果是肺癌，四周浸潤範圍這麼大，難以解釋。要確診是癌，還是結核，必須有病理依據。結果，服用雷米封以後一周多，午後低燒，五心煩熱消失；但是痰癌細胞、痰結核菌始終都是陰性。一天，那位已退休的老檢驗師來醫院辦事，我求她為我做痰結核菌檢查，結果找到5號菌。於是我就轉到406醫院傳染科治療。經過常規抗癆加雷米封每天靜脈注射，一個月後左肺腫物縮小為直徑3。5厘米。根據球體積公式：V=（4/3）πR^3。治療前後，腫物體積從496。6立方厘米縮小為179。5立方厘米。四周浸潤明星減輕。經過繼續治療，後來於7月手術切除，病理證實為左肺結核球。當然，一開始就手術切除，也會被證實為左肺結核球。但是，手術範圍都是結核浸潤，手術就困難多了；現在，病灶大大縮小，局限，四周浸潤基本消除，手術就簡單得多。所以，沒有正確的診斷，怎麼會有正確的治療？

　　有了正確的診斷，治療也會不恰當。例如：發燒病人不一定要用退燒藥；腹瀉病人不一定要用止瀉藥；咳嗽病人不一定要用止咳藥；感冒病人不一定要用抗菌素等等。各科都可能發生過度治療問題。還有一些醫德差的醫生，希望病人好得慢一點。醫學上還有醫源性疾病、葯源性疾病。因為輸血得丙型肝炎；因為藥物過敏、輸液反應等也可致死，還有各種治療的併發症、後遺症等等。任何一種治療措施，都要辯證地思維，都要恰如其分。例如：癌症手術需要“無瘤手術”，防止手術本身導致癌細胞種植與擴散。

　　疾病較頑固、科學尚無奈問題：許多疾病只能緩解其發展進程，無法根治；許多疾病尚無確實有效的治療。這就是科學發展的歷史局限性。這就要醫生們不斷探索與研究。一個醫生不能滿足與治療。這就是“醫匠”與醫學家的區別。我同學幾次問我：“職稱晉陞最多需要兩篇論文。你一年發表幾篇論著，為什麼？”我在1997年發表十篇論著，以前一共發表近百篇論文（其中90%以上是論著），就是為了探索與研究醫學科學。

　　還有一個心理問題。病人不但是生物體，人們對健康和疾病的了解不僅僅包括對疾病的生理（生物醫學）解釋，還包括了解病人（心理因素）、病人所處的環境（自然和社會因素）和幫助治療疾病的醫療保健體系（社會體系）。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曾經遇到一個病人。戰士李維生患有再生障礙性貧血，又因為輸血得了傳染性肝炎。內科醫生、護士都害怕自己被傳染，視之如魔。醫患關係十分緊張，服務態度也隨之極差。病人極度反感，故意把鼻血抹在醫護人員的衣服、手上，甚至把鼻血摔在他們臉上。內科醫生、護士極力要求把病人轉到傳染科；而傳染科主任和一些醫生、護士都害怕病人轉入后不好管理。我想，病人的異常心理是輸血得了傳染性肝炎引起的，醫患關係緊張的主要矛盾方面是醫護人員。主要醫護人員改變服務態度，病人會通情達理的。我就提出：病人放在內科，對其他病人不利，對醫護人員健康不利，應該轉到傳染科；而且就轉到我的病房。我親自去接病人。入病房后，我發現他已經兩個月未理髮、洗澡，就親自為他理髮。病房沒有洗澡堂，我親自去開水房挑水為他洗澡。病人馬上改變了態度，服從治療，對其他醫護人員也非常配合治療。試想：一個與醫護人員對着乾的病人，怎麼能治療呢？雖然李維生後來還是去世了，但是，直到臨死前，他始終服從治療。在內科時，他曾經拒絕做骨穿檢查，還毆打做骨穿檢查的醫生。在傳染科，只要外院會診醫生提出做骨穿檢查，以確定下一步治療方案，他從來都配合。

　　一個醫學生畢業五年，水平提高很多。但是，再過五年，就可能停滯不前。醫生不應以醫學為職業，而應以醫學為事業。醫生不應以醫學為謀生，而不應以醫學為生活第一需要，始終把病人需要作為自己生活的第一目標。我們的“醫改”也應該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