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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話“醫學與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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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閑話“醫學與醫術”

  陳宣章

  最近,軍醫大學同學開參軍50年校友會,感慨萬分。50年前,100名上海應屆高中男畢業生在政審、體檢(潛水艇體格)與高考三管齊下,終於從全上海應屆高中畢業生中脫穎而出,其中成績最高為六科平均89。5分。這些佼佼者經歷50年坎坷歷程,現今均已年齡古稀左右,並有幾名作古、幾名失去聯繫、幾名在國外或外地未參加。

  這些人中,竟然有相當一部分脫離醫學,改行了。大多數人還是從醫50年,沒有拋棄大學學習的專業。他們中,學術上有所成就者不少。今天只談兩件事:

  1。醫學是事業還是職業?

  事業者,為醫學終身奮鬥,不計個人得失,不畏千難萬阻,職業者,以醫學為贏利工具,以醫學為升官發財階梯。我們不能把官階上升者、收入很高者都說成是“壞人”,因為,醫生也是人,也要生活。問題是他的心中是怎麼想的。

  白求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是崇高的榜樣。一個醫生,在正當範圍內獲得利益與職位,這是允許的,因為醫生本身需要“勞動力再生產”。醫生屬於複雜勞動,工資相對高一些也是社會的必然現象。醫生屬於崇高職業,社會地位相對高一些也是社會的必然現象。但是,當醫生的動機就是為了高收入、高地位,就有悖醫生的職業道德,就容易滑入缺德的境地。更有一些醫生,受紅包甚至索要紅包,就是道德敗壞,趁火打劫了。

  我在上海紡織局第一醫院工作時,有一個泌尿外科醫生白樹仁,老年病人患腎結石,天天腎絞痛,白樹仁每天查房都說:“明天開刀。”就是不安排手術台,拖了半個月。老年病人的妻子說:“大概是紅包沒有塞。”她就送了3000元紅包。結果第二天就手術了。老年病人出院時,向黨委書記告狀。黨委書記就打電話把白樹仁叫去,一問,白樹仁當著病人面無法撒賴,只得說:“我怕病人在手術台上有思想負擔,才收了紅包,是想在他出院時還給他的。”黨委書記就叫他去拿錢歸還。白樹仁就回科轉了一圈,拿了3000元錢回給病人。老年病人拿出一張紙說:“這些錢根本不是我給的。我的錢是100元一張,這些錢的號碼都在紙上寫着。”白樹仁只得坦白:原來的3000元已經存入銀行。白樹仁被處分,也得了一個外號:“不是人。”這種人根本不配當醫生,應該永遠驅逐出醫學界。

  同樣是一個科室的(普外)醫生芮祥林,就完全相反。每個病人手術后,芮祥林都會連續三天晚上騎自行車到醫院查病房,檢查病人手術后的情況。他是被公認的“紡一醫院一把刀”,職工、病人都敬稱他為“芮老”,又幾十年如一日為病人全心全意服務。許多病人家屬要塞紅包給他,他總是說:“病人手術后我不放心,所以才來晚查房。這是我的職業,是我的工作,是應該做的。”他拒絕紅包,如果病人家屬硬要他收,他就會翻臉:“這是侮辱我的人格。”這件事情曾經在某雜誌不點名報道過,我就有這份雜誌。可是,我的老同學芮祥林已經不幸作古,常常令我思念。

  2。醫學與醫術:

  醫學包括醫學理論與醫學實踐兩部分,醫學理論又分為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對於一個醫生來說,可以分為醫家與醫匠。我並不是輕視醫術,像芮祥林這樣的好醫生,人民群眾非常需要。但是,我的觀點是:光是做個醫術高明的好醫生還不夠,應該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從醫學理論上加以提高。

  在紡一醫院時,我就對芮祥林說過:“一個醫術高明的好醫生,只是一個醫匠,而不是醫學家。”這是芮祥林說我:“老師兄,副高(副主任醫師)升正高(主任醫師)時,只需要兩篇論文,你一年發表幾篇論文為了什麼?”那時候,發表論文不但沒有稿費,還要繳納“版面費”。我就是那樣說的,而且說:“為了病人,我們應該成為醫學家,而不僅僅是醫匠。”

  我從參加工作到退休,共發表近100篇論文,參加5本書的寫作,發表幾百篇科普文章。1968-1988年20年部隊醫院工作期間發表26篇論文;1988-1993年5年在紡一醫院工作期間發表26篇論文;1993-1998年5年在長寧區中心醫院工作期間發表44篇論文。後來又發表2篇論文(工作條件太差,無法搞醫學研究)。1997年一年中,我發表10篇論文。這是我醫學生涯的頂峰,也是我醫學生涯的終端。芮祥林戲說我是“論文製造機器”。為了醫學,我肺部開刀(曾經被診斷為“左肺癌”),後來又腎結石反覆發作腎絞痛。我從頭到腳有十多種病。但是,我並不後悔,為醫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我希望:每一個醫生都能成為好醫生,既是醫術高明的好醫生,又能在醫學理論上加以總結提高。這比僅僅以醫學道德衡量一個醫生的標準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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